淡 泊

看一個人對什么事情重視、投入，可以知道這個人的信念和價值觀。

攝制電視片《西南聯大啟示錄》是一個艱辛浩繁的工程。我從1998年開始拍攝，到2003年春天在央視播出，其間三次率攝制組采訪任先生。他從來沒有說過：“為什么不準備周全了，一次問完？”其實，他是有理由這么說的。

任先生是以導師的睿智，海涵與寬容著我步步深入的認知過程的。我訪問的內容，從他參加“步行團”的一段經歷開始，到總結階段講釋馮友蘭碑文。而最后一次采訪，是央視10頻道《探索發現》欄目已決定播出，在改版時，需要添加“師生撤離”的細節，我又來央求先生“臨陣填空”。

任先生從來沒有以“大人物”自居，而是把自己當作是西南聯大的一磚一瓦，隨時可以添上。他還提供給我一個珍藏本，是日軍進北京時拍攝的，那些圖片從來不曾問世。

2002年秋，《西南聯大啟示錄》在北大勺園會議廳開研討會，名家云集，大家都等著任先生來發言。我電話催促，任先生說，因夫人馮先生有恙，故不出門了。

2003年初春，《西南聯大啟示錄》由于一些史實上的異議播出突然遇阻。寒風凜冽中，任先生出現在北大圖書館的石階前，他一手拄杖，點路前行。他只有一只眼的視力，卻不要我上前攙扶，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走進會議廳，來參加這個應對“播出遇阻”的校友理事擴大會。

沈克琦先生告訴我，任先生一般都不參加校友會開會。

疾風知勁草。會議上，任先生第一個發言。凜然而來，開口卻和順。他說：“《啟示錄》是很有意義的好片子，應該大力宣揚。”

任先生讓我明白，如何用不張揚的語言，講出那種“有骨頭”的話來。

回到昆明，我給任先生打電話。他問：“咱們的《啟示錄》怎么樣了？”他把這部作品稱作“咱們的”，給了我勇氣和溫暖。

在諸多老校友們的大力爭取下，《西南聯大啟示錄》最終重獲生機，進而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任先生給我他寫的評論文章《〈西南聯大啟示錄〉觀后感》，卻又告訴我：“不發表，是給你看的。”在文章中，他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表揚這部紀錄片，說它真實，不張揚，是“集腋成裘”“積沙成塔”之作。任先生還說，我是“用西南聯大的精神制作這片子”的，對我勉勵有加。文中沒有直接批評“不足”，而是提供大量史實補充了西南聯大的“文科成就”，這一方面至今為人們所忽視，也是片子的不足之處。

任先生注重內在傳承和知音交流，類于古風。他貌和神謙，內藏鐵骨錚錚，將信念貫穿于學術與人生。

“中華民族發展至今，有兩個追求是獨特的：一是重‘統一’，一是重‘氣節’。凡時局動蕩、朝代變遷，英雄和諸子百家，都是力圖統一天下的。只有‘統一’，才能發展。對中華民族而言，統一是正常的，不統一則不正常。在這些動蕩中，‘氣節’，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

在文化與“氣節”的關系中，始終存在一種精神價值的取向。王國維曾說過：屈、陶、杜、蘇四人，即使沒有文學天才，憑他們的人品也足以立世而驚天動地。

我將自己的書送任先生，他說：“你的筆很野。”我一愣，他卻說：“這很好，別人想野還野不了呢！”

任先生曾對我說：“你到北京，就到家里來。”但有些人擬托我請先生“吃飯”。他卻搖頭拒絕。

任先生深諳進退之道。到晚年，他精簡人生，采取了“無為而無不為”的智者抉擇，以高齡之身主持編撰巨型經典，保持自己寧靜的環境。

有一次，我從昆明打電話過去，小保姆說，爺爺散步回來，正躺在沙發上休息。

我說，等會兒再打吧。任先生卻已經從沙發上起身，接過電話，和我談起他新注的《道德經》。一周后，他親手題寫的新書就寄到我手上。

任先生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可是有人將所焚之書的內容背下來，口口相傳。這就是“詩書喪，猶有舌”。《尚書》，就是這么來的。他以史為據，點明了知識分子對一個民族所負有的責任，那就是創造和傳播文化。

在我與任先生的接觸中，從來沒有聽到過他襲用古人的名言來說自己的觀點。他總是說“大白話”，就像《菜根譚》，用最淺顯的話。這是他已經形成的文化格式。這使我想到老子的“大音希聲”。體味先生的深意，我以為：

一、是在學術上的身份清晰。他是現代人，是研究者，不是重復者。

二、是自信。他認為，以自己的語言完全可以表述今天的觀點。

三、是區分。他認為，古今有別，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現代的事物上。

四、是重“現在”。他認為，活生生的現實正在發展之中，現代人應當使自己處于一種不斷探索與發現的狀況下，而不是抱著守舊的陳調。

任先生的“內養”達到了舉重若輕的境界。他不用那些張揚的語言，也從不給別人以緊張感，總是淡淡的，輕言細語，時夾以“哎”，表達一種會意。

中國古人以“氣”論“道”。任先生正是一個“打通了氣脈”的知識分子。這股“氣”貫穿他的學術生涯，支撐他的多舛人生。他正是那位可以使我沉靜下來、完成一點事情、抓住歲月的道與德之師。

與任先生的情誼，令我想起那句古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