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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

2009年春，在北京醫院一間僻靜的病房里，重病中的任繼愈艱難地書寫下幾個名字，交給了我。他寫了梅貽琦、胡適、傅斯年，卻沒有寫蔣夢麟。

“我佩服梅貽琦，我不佩服蔣夢麟。”這是任繼愈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對我說的。

任先生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一般他只用肯定語，言外之意讓你自己領會。然而此時，他卻用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對自己的校長提出了指責，語氣剛毅。

西南聯大學人普遍對梅貽琦校長懷有深刻感情，不分“三校”之界限。抗日戰爭是一場“國難”，我懂得，任先生這話直接針對兩位校長在憂患中不同的擔當態度。

從東三省淪陷，梅貽琦已知，中國“與日本一戰”不可避免。他清醒而敏捷，提前轉移清華設備與物資，將預備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長沙去蓋樓，為后來的師生提供了戰時教學的可能性。梅貽琦也從此肩負起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責。

梅貽琦有“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浩然大氣，有八年“不棄不離”的職責堅守。蔣夢麟則初始反應遲鈍，致使北大面對“七七事變”猝不及防。及到了長沙，面對簡陋的校舍他頗無信心，將“長沙臨大”稱為“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很快，蔣夢麟離開了這條驚濤駭浪中的船。

任先生的話蘊含著對戰時大學艱難玉成的體驗，及他終其一生對志節的追求。

同年夏天，任先生辭世而去。仲秋時節，我登臺灣，代他一一祭掃諸校長墓地。

憂 患

任先生代表著那一代“生于憂患”的學人。在西南聯大，他前半段是學生，后半段是教員，與這所大學相始終、共命運八年。

“七七事變，正值暑假。那時我家在山東，回不來了，報紙上有個廣告，說是北大、清華的學生到長沙去集合。”

任繼愈去長沙報到。開學后，爆發了“是上前線還是繼續讀書”的激烈爭論。一些學生上了前線。爭論由錢穆作了歸結：為國家保住“讀書的種子”，用上前線的精神來讀書。

住在岳麓山寺廟里，夜間，任先生聽見虎嘯，早上出門，看見寺院外樹枝上的虎毛。在這半壁山河里，他興致盎然地考察，看到儒道釋同居一山的景觀。當時，他離畢業還有一年，正在考慮自己在哲學中的研究方向。

任先生有一張剛到達昆明時的紀念照片：一個穿著灰白色棉軍服的青年。那套服裝是當年長沙臨時大學的“步行團”離開長沙奔赴昆明的時候，張治中將軍送給他們的，一人一套，還有雨傘水壺等行軍裝備。

日本飛機轟炸長沙校舍，對學校大有跟蹤追跡殲滅之意，“長沙臨大”大批師生家屬從香港繞越南去昆明，同時組織了一批志愿者步行轉移。

這是一個悲壯的支撐。學校當局認為，如果全體人員都從海外轉移，那將是一種恥辱。必須有一支人馬代表著這個學校，從還存在著的國土上走過去。

聞一多等選擇了步行，任繼愈選擇了步行。在采訪中，我發現很多有志向有剛性的學長都選擇了步行，也許是步行練就了他們后來的剛性和志向，也許他們本來就有些與眾不同。

任繼愈說：“當年國弱，而‘民氣’依然不可被征服，是當時鼓舞和支撐師生們的一個精神源泉。”步行團走過貴州，一路上見到人民背鹽為生。“我看到中國的民氣始終不衰，窮困是窮困，志不窮，人窮志不窮。所以罵人當漢奸是最重的一個詞，比罵他祖宗什么的都還重。”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從上到下不愿當亡國奴。老鄉們也是這樣。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當時的生活很困難，很痛苦，但是日本人來，他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們是很積極的。有志氣，民族志氣。那時候，我就感受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滲透在窮鄉僻壤里頭，不光是在上層。所以我從那時起就專攻中國哲學史，過去我在大學學外國哲學多一點。”

正是通過步行，任先生對這個苦難中的民族產生了深刻的理解與信心，從而選擇他一生的事業。這樣志存高遠的學人，在那個時代不罕見。他們成為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中堅。

西南聯大文、理、法學院在云南蒙自棲身時，師生們常去一個小鋪喝粥。吳宓教授為小鋪主人寫過一副對聯：“無名安市隱，有業利群生。”任先生專門講了這件事。他說，那位熬粥的雷氏非一般市井之輩，他常與聯大的師生們交談，從時事到歷史。

那個時代的大學鴻儒，對于邊地和民間具有深刻的理解與同情、欣賞。大學“南遷”之旅，使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精神走出了象牙塔，士大夫之氣節與民間之民氣相遇、相激勵，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

任先生堅持著這條“接地氣”的道路。他曾對我說：“我很喜歡云南人這個民風，非常樸實，這個非常可貴。”令先生深深懷念的，是當年戰時大學那股精神有追求的濃郁氛圍。

在《〈西南聯大啟示錄〉觀后感》一文里，任先生寫道——

“抗戰勝利后，日本投降，西南聯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址辦學，生活條件、教學條件都有了顯著改善。三校分開后，各立門戶，日子過得還不錯，總感到似乎還缺少點什么。西南聯大的形象長期留在人們記憶里，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