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經濟神話和技術神話的破滅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右傾化，是當代日本右翼思潮暗流涌動的時代背景。不徹底的日本戰后教育改革及美國的姑息縱容，為當代日本右翼思潮的死灰復燃種下了禍根。基于日本文化基因缺陷而產生的“自衛戰爭史觀”，為當代日本右翼思潮的滋長提供了豐厚的社會土壤。

【關鍵詞】右翼思潮  叢林法則  “自衛戰爭史觀”    【中圖分類號】K313    【文獻標識碼】A

2017年初，日本APA大型連鎖酒店事件的發生，又一次挑動了中日關系這根敏感的神經。事件發生后，據稱從日本全國各地寄去了一萬多封鼓勵該酒店老板、當代日本極右翼勢力的代表之一的元谷外志雄的信件，甚至有很多國會議員打去聲援電話。可以看出，在當下的日本社會，涌動著一股企圖否定日本侵略歷史的右翼思潮。

日本政治右傾化的格局，為右翼勢力走向前臺推波助瀾

2010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被中國反超，日本的經濟神話被打破，中國的崛起，給日本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2011年的福島核電站事故又使得日本的技術神話破滅。經濟神話和技術神話的破滅，伴隨著尋找經濟、政治、外交新出路的苦惱和焦慮，導致整個日本社會彌漫著一種喪失自信的情緒，由此激發出自吹自擂的“新民族主義”。這種自吹自擂的“新民族主義”，是當代日本右翼思潮擴大的重要原因。可以說， APA連鎖酒店中所放置的有關否認南京大屠殺、美化侵略的書籍所體現的修正史觀，就是這種自吹自擂的“新民族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

在“新民族主義”的推動下，傳統的保守主義政黨自民黨順勢上位，逐漸形成政治總體右傾化的格局。具體表現為：以安倍晉三為首的多名日本政治家否認侵略歷史，挑戰和平憲法，圖謀將日本建設成為“一個有自信的國家”，要讓日本人“對自己的國家充滿自信和驕傲……對日本歷史、文化有一種驕傲感”。日本政治總體右傾化的格局，為右翼勢力走向前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本次APA連鎖酒店事件，就得到了日本政界的默許甚至支持。在該事件發生后的記者會上，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態：“正如我們過去一直所說的，日本政府的大體立場就是，不應該過分聚焦過去的事。”針對如此敏感的歷史話題、如此囂張的極右翼勢力，日本政府卻采取這種敷衍了事的態度，實質就是一種對右翼勢力的支持、放任和掩護。安倍政府為了達到修改“和平憲法”，成為能夠發動戰爭的所謂“正常國家”的目的，不惜與右翼勢力狼狽為奸，這一動向尤其值得國際社會警惕。

扭曲的歷史教育為日本右翼思潮的復蘇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基礎

日本戰敗后，在美國主導下開始了教育改革。在新開設的歷史課中，不再涉及皇國主義、軍國主義等內容，也不再教授神話傳說。但在被占領狀態結束后，日本政府在歷史教育問題上日趨保守，直至今日。具體表現為：第一，重新強調要以歷史教育加強“愛國心”。強調“愛國心”本無可厚非，但日本政府強調的“愛國心”，是建立在抹殺侵略史實、納入神話內容、加強天皇存在的基礎之上的，是非客觀、反科學且扭曲的歷史教育。第二，淡化對外侵略史實。近年來，在廣受中韓等國及日本正義人士批評的日本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將對中國和亞洲的侵略擴張說成是“解放東亞”和“大陸進出”，刻意抹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史實。第三，重新傳授日本神話。日本政府明確要求小學歷史教學講述神話，要求“關于神話與傳承，從古事記、日本書紀、風土記中選擇適當的內容”。第四，要求敬愛天皇。日本政府要求小學的歷史教學中注意加深對天皇的敬愛。文部省規定小學六年級歷史教學的內容包括：“關于天皇，選擇兒童容易理解的具體事項，如日本國憲法規定的天皇之國事行為等，與歷史學習相聯系，加深對天皇的理解與熱愛”。

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推行歷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養“愛國心”。為達到此目的，或掩蓋其對外侵略事實，或以神話及天皇來渲染日本民族之特殊性，或干脆將戰爭責任推給別國，這就是戰后日本歷史教育的邏輯。在這種扭曲的歷史教育之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為當代日本社會右翼思潮的復蘇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基礎。

當代日本右翼思潮的沉渣泛起，還離不開美國對戰后日本法西斯勢力的姑息縱容。戰后，為了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朝鮮等亞洲國家取得勝利，也為了在冷戰時期對抗蘇聯，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殘余勢力采取了包庇、扶植的反動政策，試圖把日本變成美國在遠東地區反蘇反共的基地。由此可見，不徹底的日本戰后教育改革及美國對日本戰犯的姑息縱容，為當代日本右翼思潮的死灰復燃種下了禍根。

日本右翼思潮的滋長與日本文化的基因缺陷也是分不開的

當代日本右翼思潮的滋長，除了歷史淵源、時代背景、社會環境等因素之外，與日本文化的基因缺陷也是分不開的。日本民族是一個被火山、地震、海嘯、資源危機、戰爭、貧窮、饑餓反復折磨的民族。“生存危機”像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一直高懸在日本人的心頭。為了應付各種各樣的危機，就必須擁有強大的社會凝聚力。這樣，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日本社會逐漸形成了集團主義的社會結構和以“活下去”為最高準則的價值判斷標準。

當“活下去”成了一個民族的終極目標和判斷一切的根本準繩，這個民族的價值觀也就失去了恒定的是非判斷標準，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它表現為一種特殊的生存哲學，其中既有強大的危機意識，又有靈活多變的實用主義性格。在這樣的價值觀的統領之下，這個民族不會認為自己做錯了什么，不會去追求“公理、良知、道德、正義、理想”這些抽象的與生存本身無關的東西。這種現實主義，讓日本人缺乏抽象思維的能力和超越技術層面的價值判斷。

另外，這種集團主義的社會結構特別強調等級觀念和主從關系，講究尊卑有序，涇渭分明。每個人都必須依據年齡、輩分、性別、地位采取適當的行為，不可逾越等級界限。而“活下去”的最高價值判斷標準又使得集團主義中的這種等級觀念發揮到極致。于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法則理論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日本民族信奉的“真理”。這種叢林法則理論又衍生出了支持近代日本推行侵略戰爭，給亞洲各國帶來嚴重災難的“自衛戰爭史觀”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