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公眾所關切的民生問題，繼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是未來社會治理的重要關注方向

當前，我們正處于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時期，要避免出現前述一些西方國家的治理問題，進一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我們在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上繼續探索。調查發現，民生改善（51.85%）、文化建設（49.98%）、公共安全（45.79%）、就業創業（44.82%）、公共服務（39.30%）等都是未來需要治理創新的重要領域。而問及如何推動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避免出現前述一些西方國家的問題時，受訪者普遍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是重點：

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民眾獲得感，有60.93%的受訪者做出此選擇。保持經濟增長速度、推動經濟發展，根本還是要不斷解決好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要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最重要的是解決公眾最為關注的民生難題，解決百姓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問題，讓百姓住有所居、病有所醫、學有所教、勞有所得、老有所養，進一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提升百姓福祉，切實有效地提升公眾獲得感和滿意度，建設成人民生活殷實、精神文化充實的全面小康社會。

回應公眾現實需求，繼續推進改革，有59.01%的受訪者做出此選擇。百姓所盼正是改革方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只有關注、回應人民關切的現實問題，改革才有號召力、才更具有現實意義。要進一步推進改革，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更好地享受改革成果，在改革中有更多獲得感，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積極整合、調動社會因素，實現共治共享，有55.96%的受訪者做出此選擇。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一直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優勢，多元主體共同治理也是我國社會治理實踐探索的經驗總結。作為社會治理的制度創新，社會共治在抗震救災、志愿服務、慈善事業、食品藥品安全等領域都大有作為。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智能化的社會共治為社會治理提供了更多新思路，通過新型技術手段進行的對話、合作能有效地提升多方共同利益，像共享單車、網約車等新興共享經濟模式都是既滿足消費者需求、又實現商業利益、更有利于解決空氣治理、交通治理等社會難題的社會積極因素，有效地回應了公眾關切，提升了治理水平與治理效率。

加強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研判工作，有44.60%的受訪者做出此選擇。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民眾的精神信仰與社會治理有著密切關系。做不好意識形態研判工作、沒有及時掌握社會思潮動態，就有可能遇到經濟、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黑天鵝”事件，甚至會導致社會秩序紊亂和社會動蕩。因此，實現善治絕對不能忽視意識形態工作，要在全社會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凝聚社會共識，增強全國人民的精神力量。

進一步提高社會公平，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有39.14%的受訪者做出此選擇。很多領導干部和專家學者認為，社會發展和社會治理的目標，在人們心中是一致的，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與氛圍。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等各領域都出現了十分可喜的變化，然而當前教育不公問題依然存在，貧富差距、地區差距依然相對較大，在社會建設層面不能有絲毫的松懈，必須持續發力、久久為功。進一步提高社會公平，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尤其需要進一步完善公平公正的城鄉教育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確保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在廣大城鄉地區真正得以實現。

此外，大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33.16%）、發揮好政府與市場各自應有作用（27.01%）、著眼于長期向好以推動經濟轉型發展（14.90%）都是推進社會治理更好發展的重要方向。

過去，在西方國家看來，西方的治理方式是衡量他者發展及其國際接受度的標準尺度，而西式民主則被認為是檢驗一國文明與否的唯一試金石。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資深研究員馬丁•雅克認為，西方在全球占據的壓倒性局面逐漸消散，西方的治理方式想要繼續葆有它的權威和影響力已經變得不太可能。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從最初認同“歷史終結于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轉變為現在開始反思西方社會的困境。在其2015年的新作《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中，福山指出，西方社會當前存在的不安并非來自不同體制的挑戰，而在于政治衰退等自身失誤，明確提出民主并非萬靈藥，而強有力的政府對于社會的成功才是必不可少的。西方學者對西方治理的反思從未停止，在觀察之余，我們也應在社會治理中引以為鑒，避免步入西方社會治理走過的彎路，并及時梳理、總結出社會治理的方向，探索出實現我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效路徑。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董惠敏，問卷設計：人民智庫研究員 潘競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