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以“民主自由”自居，在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進程”，不僅造成了國家間的對立，也讓西方文明體本身顯現出民主政治的極端化傾向和福利社會導致的金融危機，使西方文明陷入一種困頓。人類社會需要從非西方文明中尋找發展演進的新路徑，而具有深厚歷史積淀和豐富文化內涵的東方文明將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西方文明 個人主義 困頓 綠色文明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西方文明基于個人本體衍生出注重個性張揚和外向拓展的文明內涵，并逐步進化出“天賦人權”的核心文明價值。近代以來，居于優勢地位的西方文明通過對外征服和全球擴張，一度統治了世界，從西方文明體中衍生出來的國際體系在世界上發揮著主導作用。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由于無法為全球化新時代下所產生的全球性和區域性問題提供有效的應對方案，甚至在解決西方國家自身問題時也顯得無能為力，西方文明正陷入一種困頓狀態。

西方文明的進化

從“個人主義”的核心價值取向，到“自由民主”的西方政治理念，再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強權政治形態

西方文明發源于地中海沿岸，古代希臘、羅馬人作為后來的群體，面臨著先于他們發展的兩河流域、尼羅河文明的壓力以及他們自己城邦、國家之間的競爭。他們所面臨的本源問題是，怎樣在其他民族面前取得優勢以壓倒對方而求得生存。這樣，西方文明就種下了張揚個性以實現自我和使用強力而外向拓展的文明基因。從古代希臘和羅馬的社會生活中，人們通過在海洋的拓展而奠定了生存基礎，認為人定勝天。顯然，西方文明的基因帶有突出的“個體本位”特性，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同時，也決定了西方人善于分析性歸納的邏輯推理，并形成了判斷是非和理性認知事物的思維習慣。

此外，基督教的傳播對西方文明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西方倫理對人性“惡”的認識，突出體現在基督教“原罪”說的核心教義中。而“創世紀”假設試圖解答人的本源問題，也設定了一個超越于人與自然的上帝來規制人的行為，從而結合“人本主義”的取向將人與自然分離，形成了人與自然對立的西方理性的內在邏輯。

這樣，“人定勝天”的定位、“個人本體”的定義和“人性本惡”的定性，決定了西方文明中“個人主義”的核心價值取向。它突出了人“權利”的獲取與拓展，缺少了對自然的敬畏態度，忽視了責任和義務的擔當。因此，西方哲學家們都將自己的哲學分析起點定位于“利己主義”，或者是“倫理而理性的利己主義”。①

近代以來，西方文明經歷了“文藝復興”的淬煉，把人從“神”的禁錮中解脫出來，以“人本主義”的取向為基點，形成了較為系統的“人文主義”的倫理觀點和“理性主義”的科學邏輯。②繼而在“啟蒙運動”中找到了“天賦人權”這一近代西方政治理念的邏輯起點，從而在政治學上形成了“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價值觀，在經濟學上確定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明確產權屬性，最終建構了以商品經濟為基礎和以法治社會為保障的近代政治體制。同時，他們通過對自然科學的發展推動了技術進步，促進了“工業革命”的產生，開始了西方社會的工業化進程。

西方文明基于國家在自然狀態下的規范與法理，衍生出以民族國家為行為體的所謂“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關系體系”，并基于“無政府社會”（Anarchical Society）的假定邏輯，提煉了主權、安全和利益的國家本質屬性，界定了運用實力和追求霸權的國家行為取向，形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強權政治形態。這樣，西方國家便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國家利益為訴求，國家安全為取向，將自身的權力追求凌駕于非西方文明的生存之上。因此，西方文明通過自我進化，啟動了近代化進程，從而走到了世界文明體系的前列。

西方文明以“血與火”主導世界

西方在什么地方實施其“民主計劃”，往往就會使得當地本已不穩的局勢更加動蕩混亂

近代以來，基于國家間的政治關系和“萬國公法”，西方社會建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國際社會體制。與此同時，其發達的科學技術推動著西方社會走上工業化道路，而有效的政治體制大大優于非西方世界的封建制度，西方國家以其超越東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用“血與火”來開道，實現對東方社會和世界其他區域的征服和統治，造成東西方文明體系失衡的狀態。

西方文明中孕育的自由資本主義利潤最大化的追求，民族國家權利無限擴張的行為，導致了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國家間慘無人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文明社會中強權政治的邏輯、世界權力的追求、民族自利的行為和崇尚武力的取向，給正在探索自由解放的東方民族釋放了警醒的信號。在近代中國倡導西方“進化論”的嚴復先生驚呼，“歐羅巴……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就連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斯賓格勒，也看到了“西方的沒落”之端倪。

二戰結束后，世界掀起了第二波全球化浪潮。西方國家以其有效率的政治制度和較發達的經濟體制在世界上率先實現了現代化，建立起以西方的生產方式、貿易規則和金融模式所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并將西方文明中的“自由民主”理念意識形態化，積極在世界范圍內推進以西方文明模式為樣板的世界現代化進程。

冷戰結束后，隨著第二波全球化進程進入高潮，西方更加自負地以“民主自由”的教宗自居，將本來具有積極意義的西方文明價值觀政治化和絕對化，將“自由民主”的理念，教條而僵化地奉為獨一無二的圭臬，并將其作為一個不可挑戰的所謂“政治正確”的神圣化名詞，視之為人類社會的唯一理念和價值，作為一種世界各國都應遵循的終極政治模式。③基于此，西方國家便能以西方文明為藍本的政治體制改造和建構世界，國際社會便可以長期維持由西方大國所主宰的“新帝國主義”式的單極世界體系。

近些年來，西方戰略家提出了一個在學理上具有很大沖擊力的“文明沖突論”，其理論雖在方法論上為國際關系的研究打開了一個具有參考價值的窗口，但其用意卻在于提醒西方國家要對那些來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戰做出戰略性應對。為此，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西方國家將“自由民主”作為一種拓展自身利益和壓制非西方文明體的政治工具，自負而傲慢地俯視世界，并以自我標榜的政治模式在世界各地推動所謂“民主浪潮”。非洲的“民主化進程”、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大中東民主計劃”以及中亞的顏色革命，均是西方深度介入當地政治的結果。在今天的國際舞臺上，西方在什么地方實施其“民主計劃”，往往就會使當地本已存在的問題更加復雜難治，本已不穩的局勢更加動蕩混亂。

為應對發展中大國群體性崛起所帶來的壓力，美國及其軍事同盟國家以其意識形態化的“自由民主”作為政治正確的道義制高點，以霸權穩定的“美國治下和平”的單極秩序為合理訴求，以“權力轉移”帶來沖突與戰爭的假想性恐懼作為理論依據，揮動“普世價值”的大棒，動用“西化分化”的手段，采取“戰略再平衡”的進攻性行為，力圖確保西方社會在國際體系中的優勢，阻滯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保證西方文明繼續主導全球化進程。特別是在亞太地區，作為西方主導性大國的美國，力圖維持其所主宰的“太平洋世紀”。在政治上，美國通過“前沿外交”加強對東亞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在安全上，他們利用冷戰時期建立的同盟體系，建立以美日為軸心的海洋東亞體制；在軍事上，通過海軍力量的連接和反導彈系統的部署

實現東亞軍事一體化；在經濟上，則試圖將部分西太平洋國家拉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伙伴關系”而拆解東亞經濟共同體。在東亞區域的具體安全問題上，美國高調介入南中國海問題，拉住日本、澳大利亞和部分歐洲盟國采取保障所謂“自由航行”的聯合巡航行動，承諾釣魚島防衛使用美日安保條約，默認并支持日本的政治右傾化和修改憲法的行為，促使韓國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挑起本來友好合作的中韓之間的矛盾。美國“戰略軸心”轉向亞洲，撕裂了東亞區域合作的整體構架，攪亂了東亞文明區域的穩定局勢。

西方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體的關系，總是以“血與火”的方式表現出來。“血”，表現為征服和擴張，導致沖突和戰爭；“火”，表現為武力和軍事，結果是壓迫和遏制。總之，近代以來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其位居全球前列的先進性，自認為擁有了優越的文明，但其行為在世界其他區域所展示的卻往往是一種野蠻。

當代西方文明的困頓

西方文明的局限已普遍顯現出來，開始陷入了一種目標模糊混亂和行為無所適從的困境之中

歷史前進的步伐不可阻擋。進入21世紀以來，超越于意識形態的文明價值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突出地體現了出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已經成為全球政治經濟領域與發達國家并駕齊驅的重要行為體。傲慢的西方國家雖然還在到處宣揚其極端政治化的價值優勢，但西方文明的局限已普遍顯現出來，并開始陷入了一種目標模糊混亂和行為無所適從的困境之中。

今天，一些西方國家的所作所為，已經不僅僅是一種過時的“冷戰思維”和行為，甚至是在逆歷史潮流而動。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一個重大理論缺陷，就是將人類文明政治性地意識形態化，矮化了文明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從而得出了文明間關系的結果只能是沖突的極端結論。西方國家往往將“民主自由”的理念高度意識形態化，高舉著西方模式民主制度的放大鏡到處審視發展中國家，積極推行“民主自由”的所謂普世價值。

但事實是，西方文明數百年的優勢擴張和近年來文攻武衛的民主化推進并沒有達到其預期的目標。按西方標準統計，截至2014年，也只有24個完全意義的民主國家（Full Democracies）和52個半民主國家（Flawed Democracies），分別占其列入統計的世界國家的14.4%和31.1%（合計為44.5%），占世界人口的12.5%和35.5%（合計為48%）；而所謂的混合政體和威權政治的非民主國家則分別占23.4%和31.1%（合計為54.5%），分別占世界人口的14.4%和37.6%（合計為52%）。④這也就是說，非民主國家仍占世界國家和人口的多數，而民主國家仍不是國際社會的主體。據美國胡弗研究所的拉里·戴蒙德教授統計，從2000年到2015年，世界上有25個國家的民主狀況出現惡化（Breakdowns）。確實，不少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了“民主不適應癥”。民主化以后的非洲，種族沖突愈演愈烈；西亞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則演變為“阿拉伯之冬”；東亞國家中，民主相對成熟的日本，其民眾的大規模抗議也難以阻止其政治右傾化；中國臺灣政黨輪替導致社會的撕裂；東南亞和南亞的一些國家，在其民主化進程中展露出政府效率低下、腐敗凸顯和政治集團對立等弊病。面對這些問題，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在2014年3月發表了封面長文，提出“西方民主病在哪兒”的疑問。

西方國家似乎也難以用民主很好地解決自身的社會問題。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兩黨政治中的極化現象和否決政治，嚴重影響了政府對國家的有效治理，大大降低了民眾對國家領導人的信任。而美國總統大選出現的極端民粹主義現象，則讓美國人對國家未來的走向感到憂慮。歐洲在人本基礎上的高福利社會導致金融危機的惡疾，“歐債危機癌癥無解，其深層次原因是人口老齡化、產業空心化、財政債務化、福利超前化與民主競選極端化的‘五大矛盾’交織”。⑤英國的脫歐公投的結果，是否真正符合英國的長遠國家利益，尚難以確定，但無疑是對歐盟整體利益的一種傷害。顯然，現代民主制度在西方也遇到了“瓶頸”。

此外，西方國家秉持民主原則，在中東進行了一系列政權更迭行動，打碎了原有的國家體制，卻沒有承擔社會重建的責任，這導致了兩個西方社會難以承受的嚴重后果。其一，中東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盛行，甚至產生了“伊斯蘭國”的極端政權，并使恐怖主義襲擊深入到西方社會，使得西方社會對伊斯蘭信徒產生排斥，這與西方文明通過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而形成的宗教寬容和包容原則是相違背的。其二，國家治理的缺失造成安全環境惡化，由此產生了數量龐大的難民，他們難以控制地涌入歐洲，嚴重沖擊了西方國家經過現代化過程所建構的多元文化與開放社會。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文明社會所建構的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是強調絕對國家權力追求而形成的強權政治形態，至今仍是西方大國國際行為的背后邏輯。最典型的就是西方大國間幾百年來霸權競爭的“權力轉移”邏輯，仍是美國戰略界和政治家的戰略概念，并決定著他們的“冷戰思維”方式。基于此，美國將正在崛起的中國視為其領導地位的競爭者和霸權穩定秩序的挑戰者，運用其超強的軍事力量作為手段，離間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阻礙東亞區域合作一體化的進程，妄圖阻滯中國的發展。這是一種近代以來西方列強所慣用的“血與火”方式的翻版，更是建構單一帝國霸權目標的體現。然而，美國這種強權行為，與當今世界全球化和區域合作一體化的大趨勢背道而馳，也給已經深度相互依存的中美關系造成了反向沖擊。可以說，作為西方文明主要代表者的美國，仍然秉持強權政治的邏輯，不愿跟上東亞國家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步伐。

我們還應該看到，給人類社會造成潛在威脅的一些全球問題的深層次原因，還與西方文明的邏輯有著某種程度的關聯。源于西方“理性主義”所產生的科學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有可能把地球推向毀滅的邊緣。具體來說，基于近現代物理學而創造出來的核武器和各種高新技術武器，足以多次毀滅整個地球；智能機器人的發展可能超出人的控制，并可能威脅人類本身的生存；生物技術的高度發展，使得克隆人的出現或將顛覆人類的道德倫理。此外，源于西方文明的工業化在帶給人類財富的同時，也正在導致自然資源枯竭、生態環境污染、全球氣候變暖，人類的生存條件已在逐漸惡化。需要指出的是，地質學家論證的所謂“人類世”（Anthropocene）的來臨，正好與“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西方文明向世界擴張的時間相吻合，西方文明的科學主義引導著人類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導致人類對地球地質結構非自然的決定性改變，這對人類的未來是福還是禍，尚難以定論。

美國經濟學家尼爾·弗格森的著作《西方的衰落》、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都表達了對西方衰落的深深憂慮。確實，西方文明體系雖然仍保持著政治經濟的優勢影響力，但卻面臨著無法應對的新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似乎將陷入一種難以自我解脫的困境之中。

人類需要從非西方文明中尋找發展新路徑

不同文明應當在對話與合作中生成一種為全球共享的“綠色文明”

西方文明一度以其優勢地位主導著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如今卻難以應對新全球化浪潮沖擊下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挑戰。我們需要超越西方文明，把目光轉向世界其他文明地區，而東方文明所具有的深厚歷史積淀和其所蘊含的豐富文化內涵，可以給人類社會提供重要的選擇。

人類共同生活在一個地球上。地球很大，不同的區域有著不同文明的分布，文明之間需要相互溝通、彼此尊重，不同文明所產生的核心價值觀應該互為補充、共存共榮，從而使世界呈現出五彩繽紛的文明體系。地球很小，不同文明之間的聯系非常緊密，因而需要進行相互對話與合作。第三波全球化浪潮正在世界涌動，其標志是群體性崛起的發展中國家正在成為主要的推動者和參與者，其方式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共同建立全球性的開放貿易體系和產業分工鏈條，形成跨區域和區域間縱橫交錯的相互連接網絡。⑥

不久前，在中國召開的G20杭州峰會上，代表世界各區域的國家領導人共同達成努力實現全球治理的宏偉目標，這決定了具有東方色彩的“黃色文明”和具有西方色彩的“藍色文明”將逐步消除相互競爭的關系，在對話與合作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交流與融合，從而使人類社會的文明程度得到整體提升，生成一種新型的、為全球共享的“綠色文明”。

（作者分別為外交學院外交學系教授、博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外語系副教授）

【注釋】

①Nietzsche’s philosophy is that of human egoism, of the assertion of individuality which all great philosophers have advised us to overcome in order that we may become really great and blessed. See Swami Krishnananda, The Philosophy of Life, Divine Life Society/Rishikesh, 2003, p. 352.

②蘇浩：《西方對東方的文明沖擊與“第二次文藝復興”》，載黃會林主編：《世界文化格局與中國文化機遇——第三極文化論叢》，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8頁。

③鄭若麟：《法國媒體何來對中國的深度敵意》，《東方早報》，2008年4月23日。

④Democracy Index 2014,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A Report from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2015, p. 2.

⑤唐雙寧：《明年世界經濟更不確定》，《環球時報》，2012年12月25日，第14版。

⑥蘇浩：《世界體系網絡化：全球產業分工的未來發展》，《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年第15期，第68-83頁。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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