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怎樣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數不少的觀點認為，搞這項改革是擁抱西方經濟學政治光譜上最右的那個供給學派，要徹底否定政府“看得見的手”之作用。事實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此至少三次作出相反性的回答——一次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既強調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強調了“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第二次是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第三次是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總書記指出“企業要承擔企業的責任，黨和政府要承擔黨和政府的責任，哪一邊都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13]；這三次回答深刻地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借鑒西學精華”而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原則。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近四十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在核心問題上出現偏差就一定會犯下顛覆性錯誤。供給學派主張簡政放權以及一定程度的減稅以刺激經濟對于我國經濟現實中面對的問題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可以參考借鑒。然而，其錯誤的一面是堅決否認“看得見的手”的積極意義、削減勞動者福利以討資產階級歡心，這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簡政放權不能“自由落體”沒人管、改革要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等經濟思想是背道而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不可接受和包含供給學派這些錯誤的理念。

關注現實國情，回答好理論根基問題

聚焦問題，堅持以問題為導向，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提出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認識論前提，彰顯了他“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治理風格。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理論創新”時指出，“理論思維的起點決定著理論創新的結果。理論創新只能從問題開始。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論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14]。及時發現社會問題、深入研究社會問題、科學解決社會問題，是經濟學“出場”“在場”，能夠成為一門科學的功能性所在。問題來源于現實國情，只有深刻認識和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實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對癥下藥。我們黨反復強調，當前我國最大的國情，是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不發達、制度不完善，是一種社會形態“初級階段”毋庸諱言且必然存在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始終扎根于我國當前的現實國情，其發展有賴于不斷地解決好現實國情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近年來，在我國發展的具體實踐中存在著兩個日益凸顯的重大經濟問題，亟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理論闡釋并提出政策建議：一是2016年初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發展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社會貧富差距”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應當重點著力解決的問題[15]；二是《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總體上看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水平仍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瓶頸制約。”[1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走向理論上的成熟，立足現實國情科學地回答好這兩個問題是必經之路。

關于縮小貧富差距問題，西方經濟學界分為了兩個不同的陣營——保守的新自由主義無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會給社會帶來嚴重后果，反而時常為這種不平等辯護；凱恩斯主義陣營則鼓吹卡爾多—希克斯改進范式，認為庫茲涅茨曲線可以自動先升后降。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把收入分配問題歸結為所有制問題——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17]。拉美陷阱是一個很好的反例，它啟示我們，對于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后果不可掉以輕心，從短期看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會干擾到社會和諧，從中期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從長期看會危害到政權穩定。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上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能跟隨西方經濟學的指揮棒無為而治，否則就會喪失解決這一問題的主動性。破解這一難題，一是要必須牢牢把握“兩個毫不動搖”的所有制改革方向，理直氣壯地做大做優做強國有經濟，旗幟鮮明地反對私有化，從經濟制度上確保共同富裕的目標得以最終實現；二是要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把扭轉收入分配差距作為當前改革的主攻方向，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目標，作為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切入點，要進一步擴大勞動收入的比重，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分配制度不動搖，以分配和諧來維護和促進社會和諧。

關于生態保護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一方面要繼續挖掘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生態思想，另一方面可以向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取經。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事實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經濟學理論應當重視保護環境問題的研究是嗤之以鼻的——其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就表示，“只有研究資本增殖的經濟學才是經濟學，研究生態的經濟學不是經濟學”[18]。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這個方面不能跟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范式，而是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進行理論創新。創新的突破口之一是填補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經濟學空白，即應當高度重視“公有制為主體”的生態意義，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公有制具有顯著的親生態屬性。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作為一種從制度上看待生態問題的“深綠”理論，區別于那種囿于研究視野特別是階級立場而停留在“淺綠”層面的西方生態理論，很重要的一點是揭示了私有制對人和自然進行著“雙重剝削”，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存在則實現了人和自然的“雙重解放”。具有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性質的生態文明建設，既要警惕重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錯誤發展路徑，又要認清非公有制企業盲目追求利潤，相對忽視環保的弊病。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意義與生態意義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了我們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制度，不搞私有化的基本理論依據。眾所周知，習近平總書記主張發展好公有制經濟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通過做大做強公有制經濟來實現新發展理念中的“綠色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能為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所認識、所認同。

服務改革發展，回答好理論指向問題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新制度經濟學產生并發展的一個重要背景在于，它的“前輩”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嚴重脫離經濟現實，所構建的理論范式已經高度烏托邦化，越發地不再對現實經濟世界具有解釋力，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黑板經濟學”。以史為鑒，這個事例給我們的啟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想贏得群眾，理論本身要徹底，也要服務于經濟現實。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一直在與馬克思主義爭奪改革開放的主導權、解釋權，在學理程度上不得不承認新自由主義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它們所希冀成為的“主流經濟學”。所以，我們黨不僅應當強調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也應當理直氣壯地強調馬克思主義在經濟領域的指導地位。發展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確立其服務改革發展的原則和定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經濟領域的指導地位的重要途徑——換而言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場域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亟待出場，而且必須一直在場。確立這一原則，有利于彌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出現“兩個脫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