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常常體現這樣一個規律，即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領導人只要高度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始終堅持并不斷創新馬克思主義，這個黨、這個國家的事業就能興旺發達，反之就會遭遇挫折。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改革發展穩定、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形成了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即是其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后不久，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概念，并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1]概括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是堅持好這些原則以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提性任務。

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用理論的眼光審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發現其既熟悉又新穎。之所以說熟悉，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兩個學術詞語長期包含在我們黨的執政話語體系中；說新穎，是由于它又的確是老祖宗沒有講過的新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一個新提法、新論斷。面向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之復雜性不亞于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出現的各種難題，這就要求我們正在進行的理論創新不僅要實現國別化、民族化，體現鮮明的中國特色，還要彰顯出時代特征，使之源于群眾實踐且易于群眾接受。故而，我們黨近些年來反復要推進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三“化”馬克思主義基本要求的方法論意義，在于我們可以探尋出今天一切理論創新成果中最核心、最本質的東西。通過體現馬克思主義三個“化”的基本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原則的概括思路就可以明晰地展開。“堅持馬列方向、借鑒西學精華、關注現實國情、服務改革發展”這四句話能夠全面且深刻地體現這一重大理論創新成果的精髓及其最根本的要求。

堅持馬列方向，回答好向哪看齊問題

樹立“看齊意識”，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一項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共產黨員向黨中央、向黨的領導核心看齊，馬克思主義政黨就能長期保持生命力和戰斗力。相應地，黨的理論創新成果也必須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表”與“看齊”，才不會喪失其應有的理論底色，才能保持理論本身的生命力和戰斗力。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一個典型的反面例子足以說明問題。蘇共最后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所謂“改革的新思維”，在當時是打著“十月革命的思想，列寧的思想，蘇聯人民的利益”[2]旗號提出的，其推行的結果卻是直接導致了社會主義蘇聯發生黨垮臺、國解體的歷史性悲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要的原則，應當是堅持馬列方向，向馬克思主義看齊而不是向別的什么主義（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看齊。在首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表述的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前，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時習近平總書記的表述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3]，在筆者看來，這兩個表述應當被看作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換而言之，我們可以套用毛澤東同志一個經典的比喻“我們還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店好”[4]，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今天中國開的一個“分店”。確立這樣一個“首要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有了根、有了魂。

堅持馬列方向，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所有制問題上旗幟鮮明。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5]，是社會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也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直氣壯地捍衛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基本理論依據。應當指出的是，基本經濟制度不僅決定基本分配制度，同時也決定經濟體制的性質，這三者的社會主義性質一旦發生改變，我們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就一定會被引上改旗易幟的邪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所有制問題上超前或落后都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因而，一方面我們要防止“左”的干擾，不能機械、僵化地把單一公有制當成判斷一個社會是否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標準，另一方面又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警惕右的東西即新自由主義思潮與我們爭奪改革的話語權、主導權，堅決抵制否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錯誤觀點、錯誤傾向。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幾輪國企改制潮，是否其間完全堅持了馬列方向，筆者以為值得商榷。習近平總書記曾反問道，“國有企業改制，又肥了多少人”[6]，在改革實踐中背離馬列方向的教訓實在值得我們深思。

堅持馬列方向，同時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理論立場上也要旗幟鮮明。馬克思主義在其誕生近一百七十年的歷史上屢屢遭受資產階級學者攻擊和污名，極為重要的一點在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立場，抑或叫做價值標準。這個立場或標準就是勞動優先、人民至上，它和西方經濟學為剝削辯護、為資產階級代言是截然相對的。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末尾說，“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一開始就主要面向工人階級的，并且從工人階級那里得到了同情，這種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學那里既沒有尋找也沒有期望過的”[7]。恩格斯在這里所謂的“官方科學”，指的就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我們與以“普世價值”為包裝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斗爭的一個尖銳焦點，就是究竟是要迷信“經濟學價值中立”還是要理直氣壯地維護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習近平同志擔任總書記之初考察廣東時指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8]，這一論述不僅發展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理論，而且堅守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群眾立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經濟體制改革，落實到具體的改革措施與經濟政策的制定上，一定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決不能以犧牲勞動者的利益，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甚至是博取西方一些人士的歡心。

借鑒西學精華，回答好理論視野問題

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一文中曾批判過波格丹諾夫一種“左”的觀點。在波格丹諾夫那里，對于整個世界他都“用無情的階級劃分這把刀來一刀切”[9]，分不清人類流傳下來的文明中哪些具有階級性、哪些不具有階級性——波格丹諾夫們甚至不知道那些有階級性的知識亦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列寧認為，“共產主義是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方面的典范”[10]，同時，“只有了解人類創造的一切財富以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1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于21世紀的今天，應當具有寬廣的理論視野，即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的前提下，科學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確立“借鑒西學精華”的原則要堅持兩分法、兩點論，即一方面要摒棄“唯我獨革”的封閉心態，另一方面要始終牢記我們借鑒的只是西方經濟學中沒有明顯階級性且有利于我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精華”部分，擺正西方經濟思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位置。在這里，我們試以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學領域的兩個熱點話題為例，來說明應當怎樣堅持“借鑒西學精華”這一原則。

一是怎樣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人認為，搞這項改革是認同西方經濟學的新制度經濟學派，要樹立私有產權的神話。關于混合所有制的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用了“兩個有利于”予以概括，即“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12]。“兩個有利于”的根本指向，在于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是為公有制經濟探索一條在多種所有制并存條件下壯大自身的發展道路，同奉新制度經濟學為圭臬的一些人企圖將這一改革變成一場私有化盛宴有著天壤之別。習近平同志擔任總書記以來，多次強調國有經濟的地位、作用和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意義，堵住了一些人打著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旗號搞私有化的企圖。社會主義建設史啟示我們，在社會生產力尚不發達的條件下盲目搞“一大二公”必然會釀成“左”的歷史悲劇，新制度經濟學在這里對我們有借鑒意義的地方是使得我們要充分認識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還有積極性的一面。但是，某些新制度經濟學派學者觀點中糟粕的一面就是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必須消滅公有制，推行全面私有化，這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是相違背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決不可接受和包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