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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鵬:“普京主義”析論

龐大鵬,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俄羅斯政治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一  引言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轉型與發展已歷經24年。現在一提起俄羅斯,人們想到的首先是普京,以至于2014年10月,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的會議上,俄羅斯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沃洛金提出“沒有普京,就沒有俄羅斯”①。提煉概括普京治國理政觀念與制度的“普京主義”②也已成為研究俄羅斯問題的核心詞匯。

筆者最早接觸到的不是“普京主義”,而是“普京現象”③。2000年普京上臺執政,他提出的“俄羅斯新思想”和“強國戰略”讓俄羅斯國內外耳目一新。2001年前后,俄羅斯國內就有學者指出:俄羅斯出現了罕見的“普京現象”④。“普京現象”的內涵是,雖然俄羅斯國內沒有出現任何明顯的豐衣足食跡象,但是民眾肯定和支持普京的理念和舉措,對普京的信任與日俱增,并重新相信總統這個職位⑤。俄羅斯政治基金會主任維·尼科諾夫認為,普京的思想是一種戴高樂式的保守主義,它是自由主義經濟和強硬政權的組合,這種政權以力量為依托,堅持愛國主義,信奉開放的但卻是獨立的、積極的大國外交政策⑥。俄羅斯政治理論家費·布爾拉茨基認為,崇拜普京個人,與俄羅斯這種傳統的信念相連,就是期待強硬的管理者,期待大膽糾正所有社會弊端的人;在俄羅斯陷入危機毫無出路的時刻,普京作為個人出奇地適應了人民的期待⑦。

2003年尤科斯事件尤其是2004年別斯蘭人質事件后,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權力的政治舉措。“普京主義”這個詞匯出現了。2003年年底,俄羅斯卡內基中心主任德·特列寧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原地打轉和優先次序——提煉普京主義》一文,這是筆者最早接觸到的一篇明確以“普京主義”為主題的文章。這篇文章分析了“普京主義”的內涵及面臨的挑戰,認為“普京主義”面臨的核心問題是俄羅斯資本主義的性質,而不是俄羅斯民主改革的質量⑧。聯邦主體行政長官任命方式的改變徹底腐蝕了俄羅斯原本脆弱的民主制度⑨。自此,“普京主義”這個詞匯一直存在于分析俄羅斯問題的文獻中。

普京從來沒有提過“普京主義”一詞。俄羅斯國內一般也只有自由派學者使用“普京主義”這個詞匯⑩。但這并不影響我們研究俄羅斯視野中的“普京主義”。筆者認為,“普京主義”是認識和理解俄羅斯的一個視角、一種表述和一個平臺。什么是俄羅斯?俄羅斯何以為俄羅斯?這是我們研究俄羅斯的終極目標。通過對西方眼中的“普京主義”與俄羅斯官方意識形態“俄羅斯保守主義”的辨析,我們可拓寬視野,較為全面地認識和理解俄羅斯。

二  “普京主義”辨析

當前,要理解俄羅斯,研究俄羅斯向何處去,首先要了解普京,了解普京的治國理念與舉措,“普京主義”則是認識俄羅斯的一把鑰匙。

(一)西方視野中的“普京主義”

西方視野中的“普京主義”經過了幾個發展階段。2003年尤科斯事件后,普京打壓寡頭資本,2003年年底獨聯體地區“顏色革命”后,普京加緊政治控制,2004年別斯蘭人質事件后,普京收回地方行政長官直選權,這些舉措對俄發展道路均產生了重要影響。普京采取了有別于葉利欽時代的改革舉措。西方認為,俄羅斯民主在2004年加速衰落的標志性事件比比皆是。2004年美國的民主評議機構“自由之家”在年度報告中將俄羅斯列為“不自由的國家”,這在蘇聯解體后是第一次。從輿論影響上,西方學者開始用“普京主義”取代“可控民主”,評論普京政策。這一時期“普京主義”主要是指西方所不樂見的俄羅斯政治改革舉措。

2008年普京總統任期結束,俄羅斯出現“梅普組合”的權力配置,普京依然處于權力核心。西方學者再次熱議“普京主義”,以“普京計劃(11)的實質是普京主義及其政治路線”為主題評論普京執政8年的政策,認為“普京主義”是一種偽裝成自由民主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統治方式,其核心是反西方外交。

2013年年底烏克蘭危機爆發后,西方輿論第三次出現集中熱議“普京主義”的現象。西方學者認為,普京復任總統后俄羅斯大國戰略的主要目標,是恢復1991年蘇聯失去的經濟、政治和地緣戰略優勢。烏克蘭危機后“普京主義”的核心是根據“俄羅斯歷史遺產”確保俄羅斯在其合理勢力范圍內的安全需要。西方這次造勢的主題是,“普京主義”不僅不利于俄羅斯的發展,還對當前全球穩定構成了威脅。

從現有材料看,西方先后在三個時期出現集中熱議“普京主義”的現象:2004年是俄羅斯發展道路調整的關鍵時刻,2008年是普京前8年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舉措能否延續的關鍵時刻,2013年以來是俄羅斯能否確保歐亞戰略順利實施以實現大國崛起的關鍵時期。每當俄羅斯處于戰略抉擇的關鍵時期,西方必然會出現對俄羅斯政策評論與干預的聲音。“普京主義”是這種聲音的匯合點。

西方視野中的“普京主義”主要包括三點內涵:

一是反西方主義。在西方看來,當代俄羅斯的反西方主義是一種新現實主義的體現,它既沿襲了俄羅斯的實力政策傳統,又承認互相依賴和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性。在這種新現實主義的框架之內,普京謀求制定一種使俄羅斯融入世界同時又保障國家利益的政策,既想融入西方,又拒絕被“同化”。俄羅斯想按自己的方式成為西方的一部分。事實證明,這種搖擺不定的中間狀況最終是無法保持下去的。其中存在兩種主要的結構性障礙:首先是俄羅斯自身問題,包括官僚政治權力的腐敗問題以及壟斷型經濟制度的低效問題等;第二是由于俄羅斯的歷史因素及現實原因抗拒西方體制,只有當俄羅斯在國民心態及傳統文化等方面經歷綜合性社會改革后,它才會融入西方世界(12)。

二是帝國思維。在后蘇聯空間其他國家眼里,俄羅斯作為帝國被感覺和認知。俄羅斯作為這些國家的他者,促使它們沿著去俄化的主線構建自身的身份認同,通過在政治文化結構上向西方看齊而試圖擺脫俄羅斯的控制。但是對俄羅斯而言,構建其內外空間觀卻缺乏一個可以與其現代國家身份相匹配的認知上的他者。這與俄羅斯的地理空間、歷史文化與現實政治等因素密切相關。俄羅斯的國家特性決定了俄羅斯雖然放棄要成為一個替代全球資本主義秩序體系的意識形態領導者或者另一種軍事與政治集團的地緣政治領導者的想法,但卻沒有放棄其作為文明國家的身份和成為全球領導者的愿望(13)。對于俄羅斯而言,歷史遺產也恰恰是其國家特性難以磨滅的一個基因:由俄羅斯帝國和蘇聯部分遺留下來的在世界上的政治影響力以及對俄羅斯近三百年來大國地位的回憶。這種歷史回憶即使在國力衰退的時候,也有助于維護大國地位(14)。美國認為俄羅斯在獨聯體事務中有恢復帝國的傾向。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認為,俄羅斯向建設一個沒有帝國野心和最終完全民主的國家轉變的進程是緩慢且極不平坦的。俄羅斯應該最終成為一個既民主又沒有帝國野心、既與其民族國家的新地位相符又能與歐洲鄰國理順關系的國家(15)。美國認為,俄羅斯不僅想恢復帝國,而且想重新獲得超級大國地位。俄羅斯顯然無法憑借經濟手段達到這一目標。美國擔心俄羅斯仍然依靠軍事能力實現其世界強國的目標(16)。

三是集權體制。西方從民主制度的層面看待普京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舉措,認為別斯蘭人質事件后的普京政權具有掠奪性(17)。美國重新開始關注俄羅斯集權體制復活的可能性,擔心普京尋求類似蘇聯時期對政治的重新控制(18)。美國企業研究所俄羅斯研究室主任利昂·阿倫的文章《普京主義:俄羅斯尋求重塑蘇聯的輝煌》集中代表了西方的看法。該文認為,“普京主義”的根本目標是恢復國家對政治和經濟的控制,這必然會導致威權主義。俄羅斯威權主義的復興已迫使普京在對外關系上尋求政權的合法性。因此,普京政權一直在宣揚所謂外部威脅的嚴重性。這種尋找合理性的模式可被稱為“圍城戰略”(19)。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國際事務、外交與重大策略研究中心教授菲利普·羅曼和《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安妮·阿普爾鮑姆在《普京主義:意識形態》一文中提出普京在俄羅斯建立的制度與克格勃的文化氛圍有緊密聯系,兼具“操縱的民主”和“公司資本主義”兩個特點。“普京主義”最核心元素是被精心操縱的選舉過程、參與這個過程的政黨及選舉結果,另一個組成部分則是被操縱的新聞界。普京集團出于意識形態和在國內外保持合法性的考慮,竭力維持表面上的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經濟,對西方及親西方的鄰國進行嚴厲的口頭攻擊(20)。

(二)俄羅斯視野中的“普京主義”

在俄羅斯學者看來,“普京主義”主要是西方學者的提法,而且帶有貶義,是對普京執政以來路線、方針與政策的負面評價。俄羅斯學者很少用“普京主義”這一提法,即使有少量文章,也多為自由派所寫。比如,俄羅斯國家杜馬前第一副主席、人民自由黨兩主席之一弗·雷日科夫在《莫斯科時報》發表題為《新普京主義》的文章,認為吞并克里米亞不僅表明俄羅斯外交政策已發生劇變,而且也標志著新普京主義的誕生。普京成功攫取克里米亞的土地或許反映了一股更宏大潮流的開啟,即莫斯科也會吞并其他地區。雷日科夫認為新普京主義的主要內容有:俄羅斯不再視西方為可靠伙伴;俄羅斯不再認為自身是歐洲,更不用說是歐洲—大西洋文明的一部分;國際法不再是一套規則體系或參考依據;新普京主義適用于原蘇聯的全部領土;威斯特伐利亞原則現在僅適用于最強大的國家;像聯合國、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以及歐洲理事會這樣的國際組織現在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大幅下降;新普京主義是建立在世界力量的全新平衡之上的(21)。“普京主義”容易讓人聯想到“勃列日涅夫主義”的提法,俄羅斯學者認為這是西方鼓噪的概念;既然西方對普京國家治理模式不認可,那么俄羅斯學者對“普京主義”的反感自然可以理解。

俄羅斯國內一般以“俄羅斯保守主義”指代普京治國理政的觀念與制度。“俄羅斯保守主義”是俄羅斯官方提法,寫入“統一俄羅斯”黨黨章。2013年12月12日,普京在復任總統后的首次國情咨文中明確表示,俄羅斯堅持保守主義立場,尊重國家主權、獨立和民族的獨特性(22)。

俄羅斯保守主義的提出是普京治國理念形成與發展的自然結果。

普京治國理念形成于“俄羅斯新思想”。以1999年12月的《千年之交的俄羅斯》、2000年2月的《致選民的公開信》和2000年7月的國情咨文這三份重要政治文獻為標志,普京提出了“俄羅斯新思想”。普京的“俄羅斯新思想”指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權威和社會互助精神(23),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是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俄羅斯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思潮的撥亂反正,即主要針對“民主派”奉行的使俄羅斯盡快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的大西洋主義。這一時期形成了普京執政的思想基礎,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強國戰略,也逐漸形成了普京特色的發展模式。

普京治國理念成熟于“主權民主”思想。“主權民主”思想的產生與普京第一任期后期抵御顏色革命,消除政治壓力,確保發展道路延續等歷史背景密切相關。2005年2月24日,在布拉迪斯拉發的俄美首腦會晤中,布什要求普京在治國過程中遵循民主原則;美國對俄羅斯內政現狀感到擔憂。普京則回應說,俄羅斯要讓民主適應本國的特定條件,而且不能容忍他國利用民主問題謀求利益(24)。普京還表示:“民主制度與原則也必須適合俄羅斯,適合俄羅斯的發展現狀和階段,適合俄羅斯的歷史與傳統。”普京進一步強調說:“民主原則的貫徹不應以國家的解體或者人民的貧窮為代價。我們認為,而且我個人認為,在俄羅斯土地上實施并加強民主不應危及民主理念。它應當使國家更加安定團結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俄羅斯將沿著這一方向采取行動。”(25)2005年4月25日,普京發表了2005年總統國情咨文。此次國情咨文開篇就直截了當地表示:“這次國情咨文涉及俄羅斯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一系列原則問題。在俄羅斯當前的發展階段明確這些問題非常重要。”“俄羅斯最主要的思想政治問題是俄羅斯要作為自由民主國家的發展問題。”(26)國情咨文發表后,激起了俄羅斯政治精英的熱烈討論。4月28日,《獨立報》前總主編特列季亞科夫在《俄羅斯報》發表文章《主權民主:普京的政治哲學》,首先提出了“主權民主”的概念(27)。實際上早在2002年10月,特列季亞科夫就以“自由的保守者”為題全面解析過普京的理念。他認為,普京首先關心的是,俄羅斯能否繼續存在,它的政治制度是否是獨立的、有影響的,然后才關心俄羅斯將有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民主只是作為振興俄羅斯的手段時才更有效(28)。“主權民主”思想的提出,其目的是試圖從理論上回答這些迫切的現實問題:普京的領導下俄羅斯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俄羅斯將走向何方?是“融入西方”還是“從民主倒退,走向獨裁”?普京的回答是:俄羅斯是主權的和民主的國家,既不是過去的蘇聯,也不是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主權民主”是總結俄羅斯現代發展史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產物。

普京治國理念定型于“俄羅斯保守主義”。在2008年總統大選后,普京團隊出于對政治發展全局的考慮,將主權民主思想官方意識形態化,其符號就是保守主義。2008年11月,俄羅斯政權黨“統一俄羅斯”黨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時任最高委員會主席的格雷茲洛夫明確表示:“統一俄羅斯”黨意識形態的基礎是保守主義(29)。2009年11月,“統一俄羅斯”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通過新黨綱,規定“俄羅斯保守主義”是“統一俄羅斯”黨的意識形態。保守主義的政治實質是2005年以來被俄羅斯官方深入論述的“主權民主”思想。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促使俄羅斯社會深刻反思發展道路的選擇。2009年9月,時任總統梅德韋杰夫發表《前進,俄羅斯!》一文,提出了“新政治戰略”的概念(30)。同年11月,梅德韋杰夫在總統國情咨文中在新政治戰略概念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全面現代化”的理念(31)。這種以自由主義為標簽的新政治戰略與全面現代化理念在本質上有別于普京的保守主義。梅德韋杰夫和普京雖然強國目標一致,但在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的政治理念上顯現了差異。這一差異對俄羅斯政治生態產生了影響。2012年普京復任總統后,他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應對政治生態出現的新變化。在通過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的舉措后,俄羅斯政局實現了穩定。此后,普京需要彌合“梅普組合”時期產生的社會思潮與精英理念的分歧。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舉辦“瓦爾代”會議,普京團隊開始有意識地提出國家意識形態問題,目的是在觀念上通過主流政治價值觀的引導實現社會情緒的穩定,這樣政權才能進一步鞏固。“俄羅斯保守主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提出的。

俄羅斯視野中的“普京主義”主要包括三方面內涵:

一是關于主權與民主。其一,俄羅斯選擇民主的發展道路,認為自由、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康莊大道;其二,俄羅斯是主權國家,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內外政策,不接受外來干涉;其三,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和原則,必須適應俄羅斯現狀和發展階段,必須適應俄羅斯的歷史傳統和文化特點;其四,民主化是一個過程,俄羅斯的民主還處在發展的初期階段。

二是關于傳統與現代。“俄羅斯保守主義”實現了俄羅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在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沒有貶義,是俄羅斯堅持傳統價值觀的體現。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社會出現了意識形態的虛無主義,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并不存在形成全社會主流政治價值觀的條件。對于俄羅斯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沒有團結全社會的價值觀。普京執政以來,俄羅斯社會已飽受缺少主流政治價值觀的痛楚,加上蘇聯解體后新的一代人已經成長起來,客觀上需要統一全社會的思想。“俄羅斯保守主義”是應運而生的產物。俄羅斯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觀念,是與極權主義思想和激進自由主義相對立的。俄羅斯保守主義的核心觀念是反對一切激進的革命,主張以妥協手段調和各種社會勢力的利益沖突。

三是關于觀念與制度。俄羅斯保守主義的本質與俄羅斯制度變遷的獨特性相互匹配。俄羅斯制度變遷的獨特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俄羅斯是以國家而不是以社會為中心的轉型;壟斷型經濟結構與政府主導的集中管理模式之間互為聯系;對內集中管理、對外建立安全緩沖區的國家特性對轉型有深刻影響。制度變遷的上述三大基因與俄羅斯保守主義的內核完全吻合,即國家主義、救世思想和以東正教為基礎的傳統主義。

(三)西方與俄羅斯對“普京主義”認知存在差異的原因

實際上,西方學者對俄羅斯的發展脈絡有較為準確的認識。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俄羅斯問題研究權威庫欽斯就指出,普京主義是要恢復俄羅斯的大國地位,增進人民的福祉。普京提出俄羅斯要想改變命運和實現該目標,首先需要社會內部團結和凝聚力,即以政治穩定保證經濟振興,以經濟振興改善人民生活。其次是尋求外部穩定。普京堅信,一個國家只有獨立把握自己的命運才能為未來制定有意義的計劃,這就是政治上的主權民主。隨著世界油價飆升,俄羅斯開始重建其國際政治主權。俄羅斯認為其在經濟疲軟階段發展形成的許多國際體系元素是不合理的,西方國家一直都把俄羅斯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而美國單邊政策根本沒有能力維持全球經濟體系的穩定。國家資本主義、主權民主、務實外交政策構成的“普京主義”可以確保俄羅斯以強國的身份繼續存在(32)。2007年12月19日,普京還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2007年年度人物。《時代》周刊認為,普京以非凡的領導手腕把陷于混亂的俄羅斯重新帶回了強國之列(33)。

西方學者的上述分析基本符合俄羅斯發展的實際情況。但是,盡管對俄羅斯發展脈絡有準確判斷,西方卻依然嚴厲指責普京政策。對于同樣的政策內容,俄羅斯官方和學者以“俄羅斯保守主義”加以概括,認為普京執政以來的戰略與政策符合俄羅斯實際,是俄羅斯傳統與現實的有機結合。那么,為什么西方與俄羅斯對“普京主義”的評價不盡相同?

首先,這與兩者的價值觀不同密切相關。美國俄羅斯問題專家法里德·扎卡里亞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普京主義的崛起》一文,認為“普京主義”的重要元素是民族主義、宗教、社會保守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和政府對媒體的主導,它們都以某種方式不同于西方提倡的價值觀,甚至敵視西方價值觀(34)。

其次,這與兩者對于地緣政治的看法不同密切相關。蘇聯解體導致俄羅斯失去了在東歐的勢力范圍,領土重回彼得一世擴張前的范圍。在國際關系領域,俄羅斯失去了作為美國主要競爭對手的地位,在就巴爾干局勢、北約擴大等直接關系到俄羅斯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作出決定時,俄羅斯的意見常常被忽略。這種反差讓俄羅斯人感到屈辱。在普京上臺執政的最初幾年,俄羅斯致力于政治穩定,自我意識的重要性退居次要位置。隨著經濟實力的恢復,政治局勢得到穩定,俄羅斯開始思考自身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努力確立對獨聯體國家的控制權,構建俄羅斯的歐亞戰略(35)。正如俄羅斯歐亞社會政治運動領導人杜金所指出的,在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世界體系中,俄羅斯對外政策有西方化、蘇聯化和歐亞戰略三種選擇。西方化指俄羅斯加入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用地緣政治主權的讓步換取其他方面的優厚條件。但是,這條路實質上否認了俄羅斯的大國外交戰略,導致俄羅斯國際地位下降。蘇聯化指建立一個封閉體系,蘇聯式的對外政策卷土重來,這種立場在全球化的當今時代無異于自我倒退(36)。因此,俄羅斯需要選擇歐亞戰略,這一戰略著眼的是多極世界,是一種積極的戰略。然而,西方竭力使蘇聯解體的現狀鞏固下來,積極向獨聯體滲透,扶持反俄國家,力求將俄羅斯的勢力遏制在現有邊界之內。普京對此采取針鋒相對的舉措,西方當然難以接受,對“普京主義”持否定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

再次,這與兩者對俄羅斯發展道路的看法不同密切相關。葉利欽時代形成的俄羅斯憲政制度的基礎并沒有變,變的只是普京時代憲政制度框架下的國家治理模式。也就是說,葉利欽時代完成了從議行合一蘇維埃制度到三權分立憲政制度的轉變,普京時代則完成了新權威主義原則指導下對憲政制度的完善和鞏固,這是一種國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變化。更進一步說,是普京使憲政制度框架下的發展道路越來越俄羅斯化,讓俄羅斯重新走上了它所熟悉的發展道路:東正教帶給執政者的使命感,專制文化傳統帶來的強人政治心理,以及人民性帶來的政權效應。而這正是俄羅斯與西方矛盾關系的核心所在,即西方難以忍受普京走上一條越來越俄羅斯化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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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易恒]
標簽: 普京   龐大   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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