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本土化策略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中國化。羅伯特·達爾（RobertDahl）認為：“從某一個國家的行政環境歸納出來的概論，不能夠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應用到另一個不同環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個理論是否適用于另一個不同的場合，必須先把那個特殊場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30】在筆者看來，理論的中國化是指吸收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先進理念，與我國公共管理理論相結合，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理論，具體為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創新治理理念：服務、網絡、合作、大數據、公共價值。新公共服務理論、網絡（化）治理理論、整體性治理理論、數字治理理論和公共價值管理理論分別為我國公共管理理論界貢獻了服務、網絡、合作、大數據和公共價值等理念。新公共服務理論所強調的“服務”理念滲透著民主治理、公民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價值。民主治理強調基于價值觀的共同領導，公民精神體現在公民權、公民參與治理、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等方面，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官員必須促進建立一種集體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觀念。這個目標不是找到個人選擇驅動的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案，確切地說，它是要創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責任”。【31】因此，我國在構建服務型政府及進行公共服務改革的時候也應注重服務理念，強調公民價值、公民參與、民主治理以及優質公共服務。網絡（化）治理理論所提倡的“網絡”并不是互聯網、英特網的虛擬網絡，在公共管理學科體系中，“網絡”是指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等縱橫交錯的復雜關系，這種關系呈現出網絡狀，多用來指治理主體之間的行動關系。它賦予了我國社會網絡狀結構的深刻內涵，為我國治理提供了適合的結構。這種治理結構的網絡化有助于推動我國建構政策網絡、服務網絡、管理網絡以制定正確的公共政策，提供令公民滿意的公共服務、優化社會管理。因此，在我國，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都應該擁有“網絡”結構的理念，利用這種息息相關且復雜的網絡綜合各種資源、借助各種力量實現善治。網絡（化）治理理論強調結構的網絡化與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整體性治理理論強調協調、整合與整體性行動，二者結合催生了“合作”的理念。合作似乎已經成為公共管理學界的研究主題，在這種高度復雜化、高度不確定的背景下，社會結構網絡化、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機構的整合化、治理行動的一體化都呼喚著合作的產生，不論國外還是國內，在治理的活動中，公共治理者必須具備合作的理念。數字治理理論所提倡的公共治理數字化變革為我國治理提供了“大數據”理念。公共治理主張政府與社會組織、公民的合作治理，在網絡結構中共享信息、供給資源、分擔風險，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及復雜易變的問題，治理主體必須反應迅速。在治理活動中應用大數據技術可以進行數據分析、信息共享與治理預測，能夠很好地應對后工業化帶來的復雜性問題的挑戰，大數據已成為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技術性理念。公共價值管理理論以提倡公共管理者以創造公共價值為使命而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對于我國而言，這是一個急需的治理理念。我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需要一個明確的目標與方向，不能唯GDP論英雄，要改變犧牲環境、發展經濟的老思路，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及公共管理實踐必須將經濟（GDP）、社會公平和生態環境保護三者統一起來，這就需要我國的公共治理主體以創造公共價值為使命。
第二，構建治理結構：平臺型、互動型、依賴型、合作型、網絡型。我們通過對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研究發現，對治理主體關系的處理是治理活動中最為關鍵的部分，治理主體關系所形成的相應治理格局或結構是一切治理活動的基礎，我們所采取的一切治理方式或活動都依賴于既定的治理結構。因此，對于我國治理理論，特別是治理結構的構建與創新而言，關鍵是創造與我國國情相契合的治理結構。筆者認為，這種治理結構應當是以平臺型結構為基礎，互動型結構為主要體現，依賴型結構為常態，合作型結構為有效方式，網絡型結構為典型特征的治理格局。對于政府而言，這是由垂直結構向網絡結構轉變；對于非政府組織而言，這是由邊緣結構向平臺型結構的轉變；對于治理各方主體而言，這是由單一結構向互動型、依賴型、合作型結構的轉變。構建中國特色的治理結構，首先是平臺型結構，這是垂直結構向網絡結構轉化的第一步。在制定公共政策或社會治理過程中，政府由于精力或資源有限，對于一些事物采取“退居二線”的姿態，讓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到治理體系中來，政府為其他主體的參與提供一個合適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政府劃定治理的范圍，明確各大主體的角色與責任，指定治理目標，政府“旁觀”監督。這種平臺型結構是網絡結構中的初級結構，政府具有一定的導航作用，起著搭建平臺，提供治理所需條件或相應保障的作用。在平臺型結構基礎之上，需要構建互動型結構。互動型的結構是超越平臺型結構的，在治理平臺中，各大主體并非“各掃門前雪”，他們會在既定目標或總體目標基礎上，通過結合自身狀況分解目標，相互溝通、相互借鑒，通過協商或討價還價的方式確定自己的角色與目標，政府也參與其中，而不是目標制定者。但是在這種互動型結構中容易使治理主體的界限或責任模糊化，因此政府還要擔任平臺秩序的守護者，明確各大主體的權利與義務，強化責任意識。治理主體在互動型結構中形成了一種溝通、互動、協調的關系或模式，這種頻繁的交流與溝通容易促使各大主體達到相互依賴的狀態，從而構成依賴型結構。主體之間的依賴關系是這種治理結構中的常態，主體之間之所以相互依賴，是因為社會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造成治理所要解決的問題棘手化或碎片化，某一個單一的主體無法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整解決，提供整體性的服務，信息、知識、時間等資源的限制使得治理主體間相互依賴。這種依賴關系是相互的，政府有失敗的時候，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社會組織或公民也有自身的局限性，這就導致他們不得不利用其他主體的資源，形成一種依賴關系。這種依賴關系在治理平臺之中會成為常態，一旦治理目標確定、機制形成，各大主體就會采取行動，這種行動就是建立在依賴關系基礎上的合作。“行動者的相互依賴是網絡關系最本質的特征，正因為相互依賴才能使行動者實現地位的平等，正因為相互依賴才需要采取合作的策略活動。”【32】所以在治理活動過程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治理主體之間形成合作的關系，構成合作型結構。合作型結構主要體現在治理策略中，金鐘燮認為，“隨著公民社會能力、網絡化和溝通結構的擴展，科層統治的觀念已經逐漸轉變成公共領域內多方面的互動，這種多方面的互動過程以話語體系為導向，具有非等級、水平型、合作型的特征”【33】。合作是治理的一種有效方式，“政府需要拋棄那種主要是提供社會秩序的思維定式，轉而積極創建社會合作體系，通過公共政策以及各個方面的政府過程去引導社會合作行為，在合作行為中形塑出社會和諧的機制，從而獲得一種合作的秩序”。【34】這種平臺型、互動型、依賴型、合作型的結構特征構成了網絡化的治理結構，主體多元、溝通互動、相互依賴、合作策略成為網絡的主要特征。在網絡狀治理結構中，政府發揮著“元治理”的作用，“在制度上，要提供各種機制，促使有關各方集體學會不同地點和行動領域之間的功能聯系和物質上的相互依存關系；在戰略上，促進建立共同的愿景，從而鼓勵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活動，以便補充和充實現有治理之不足”【35】。
第三，轉變治理方式：協調、整合、共享、信任、合作、責任。治理結構的網絡化最基本特征就是治理主體多元化、職能分散化、資源有限性，在這種治理結構中，要想實現治理目標就必須將主體、職能、資源統一起來。所以，我們需要轉變傳統的治理方式，變統治為治理，變科層為網絡，變控制為協調，變分散為整合，變權威—命令為信任—合作。“信任是合作的潤滑劑，信任是合作的情感基礎。與此相反，不信任破壞合作。如果完全不信任，在自由行動者之間的合作將會失敗。”【36】信任代替了傳統科層制中的權威，通過信任方能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因此，在治理時代，治理方式應當是以協調、整合、共享、信任、合作、責任為主。正如佩里·希克斯（Perri 6）所言，“整體性治理并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它實際上就是指如何通過協調與合作來實現組織目標”【37】。治理需要機構的協調，整體性治理擅長解決跨部門的協同問題。以京津冀協同發展為例，京津冀三地的協同是以三地政府協同為支撐，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以本地利益為導向，因此很難達成共識，所以在京津冀協同的這個平臺或網絡化結構中，需要成立一個凌駕于三地政府級別之上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聯合體，促進三地政府機構的協調，達到行動統一，一體化發展。機構的協調是為了職能的整合，由于網絡化結構存在的多元主體的職能有可能“碎片化”或重構，在這基礎上合作會產生矛盾，降低效率，因此我們需要整合各大主體職能，將其系統化。職能的整合有利于資源的共享，治理效力的提高在于資源的有效溝通與共享。各種治理主體或行動者通過對話與溝通，在集體行動或治理行為的平臺中相互交流信息，共享資源，尋求共性，強化合作。“如果說價格競爭是市場的核心協調機制、行政命令是等級制的核心機制的話，那么信任與合作則是網絡的核心機制。”【38】那么，為什么說采取合作的策略活動是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因為從經濟學“理性經濟人”假設的角度來看，治理平臺中的各大主體都有自利的一面，所以溝通、協商、互動的過程其實是討價還價的過程，是一種博弈過程，“當博弈各方協調一致去尋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戰略時，就會出現協同性均衡狀態了”【39】，合作策略是既最有利于自己，也最有利于集體的策略活動。單獨行動只能產生“零和”，合作才會多贏。另外，治理中各大主體或行動者責任的模糊化是治理的一大問題，“由于合作網絡建立在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門共享權力、分擔責任的機制上，帶來了公私界限的模糊、責任認定的困難，這為公共行動者互相推、轉嫁責任提供了可能。”【40】因此創新治理方式還必須注意明確責任的問題，提升責任意識，完善相關制度。
第四，優化治理工具：大數據技術、數據分析、信息共享。治理工具是治理主體執行國家意志、落實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實現治理目標所能夠使用的各種手段。在我國，傳統的治理工具主要有行政手段、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這些工具是在“管制”型理念指導下所使用的；隨著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并借鑒新公共管理倡導的工具手段，我國治理工具逐步轉向了市場化工具、工商管理技術和社會化手段，這是在“服務”理念指導下的工具選擇。進入到治理時代，我們需要認真聆聽公共治理前沿理論中的箴言，改革并優化我國的治理工具。整體性治理理論、數字治理理論和公共價值管理理論關于治理工具的經驗可以為我國治理工具的改善提供借鑒。竺乾威在評析數字治理理論時指出：“登力維的一個比較新穎的角度在于強調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變革在管理系統以及與公民和服務使用者互動中的重要性……以強調信息技術和信息系統在像企業過程那樣組織公共服務和向公民以及顧客提供服務中的重要性。”【41】數字治理理論是在整體性治理理論基礎上的延伸，整體性治理所主張的協調與整合在具體操作層面需要與數字治理理論強調的數字化變革手段相結合。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本土化在治理工具層面體現在大數據技術和互聯網+傳統治理工具兩個方面。大數據為網絡化結構中的治理提供了技術支持，網絡化結構為治理提供了結構性便利，但也有不足之處。在網絡結構中，治理主體如何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進行時時溝通、互動？如何在復雜的問題中迅速分析出關鍵方面？如何快速地將各大行動主體的信息互通互聯，實現共享？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數字治理理論為我國治理提供了大數據技術在治理中應用的經驗。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們之間的聯系跨越了時空限制，特別是在治理活動中，不同地域的主體可以進行信息溝通，不會受到時空的局限，打破了壁壘，各行動主體因為大數據技術而聯系在一起。大數據技術還能進行云計算，能夠在紛繁復雜的事務中分析出問題的關鍵，能夠迅速鎖定治理對象，并能演示治理模型，預測治理活動的未來發展狀況。此外，“大數據技術是基于信息技術發展起來的，在海量的信息方面，大數據技術不僅僅停留在數據分析，還能提供海量的數據、信息服務”。【42】信息共享，是公共治理中的關鍵部分，通過應用大數據技術可以實現。因此，對治理工具的優化是增添大數據的因素，能夠更加適應信息時代和治理時代的要求。
第五，明確治理使命：公共價值。在中國現有國情下，我們需要明確公共價值，以使政府保持正確的航向。穆爾認為：“公共部門管理工作的目的是創造公共價值，就像私人部門管理工作的目標是創造私人價值一樣。”【43】因此，我國政府不應像私營部門那樣以經濟成果為重要目標，更應當關注發展質量的問題，將純GDP追求轉為綠色GDP。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的思維是“摸著石頭過河”，使得我國在取得較大的經濟成功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遺留下了嚴重的問題，例如生態環境破壞、自然資源大量消耗、社會收入差距較大、腐敗問題嚴重等。這些問題的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國的治理并沒有明確使命，政府沒有“頂層設計”“戰略管理”的思維，從而使得在發展的過程中偏離航向，對公共價值造成了一定的損害。為此，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時，必須明確我國治理追求公共價值的使命。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中國化的具體路徑。“理論是人類對某一事物或事物的某一方面提出的一個系統看法，目的是對事物的現象和因果關系作出系統合理的解釋并指導未來的實踐，是基于對過去的總結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推斷。”【44】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中國化的具體路徑，是用中國化的公共治理理論指導我國的公共管理實踐。
第一，建設服務型治理共同體。在治理的時代，治理主體是多元化的，正如格里·斯托克所說：“治理指公私機構和志愿社團的相互依存。”【45】中國治理的未來也必然走向多元主體共同的合作治理，因此，結合當下我們正在建設的服務型政府，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應用化的體現之一就是建設服務型治理共同體。在社會治理中，政府只是其中的主要力量，“治理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權威，也涉及在公共領域內活動的準公共行動者、志愿部門、社區組織甚至是私營部門”。【46】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并不能滿足未來治理在主體方面的需求，所以服務型政府的范圍應當拓展。分權化是公共管理改革的趨勢，治理的實現必經之路就是政府要共享權力，政府的分權化改革是將政府部分職權授予給參與治理的社會組織、社區等其他主體，實現合作。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與其他享有政府原先擁有的職權的主體就構成了治理的共同體。治理共同體秉承服務的理念，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實現公共利益是其工作的核心，在經濟治理、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及自身共同體建設方面都應當體現服務性質，它是指在公民本位和社會本位的理念指導下，不同部門、不同領域的多元主體進行合作，以為公民服務為職能核心，通過運用多樣的、綜合性的治理方式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并承擔服務責任的治理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具備四個特征，一是在治理主體與被服務對象方面，治理主體以被服務的公民為本位，根據公民需求提供服務，治理主體的執行人員要樹立服務的理念；二是在權利與義務方面，治理共同體擁有治理權力，同時也受到法律的規范，違反法律將受到問責，是一種法治型、責任型的共同體；三是在行動方面，共同體的行動具有整體性；四是在治理共同體的使命方面，治理共同體是戰略者，關注外部環境，根據環境的變化而改變策略，行動者是為創造公共價值而行動的。
第二，推進合作治理。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賦予了我們這個社會高度復雜化、高度不確定性的新特征，在社會轉型背景下，在我國工業化與后工業化同時進行的背景下，合作治理是未來社會治理方案建構的必然選擇。“如果說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向人們提出了合作的要求，那么，社會網絡結構的生成，將為人們的合作提供客觀性的和基礎性的支持。【47】那么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推進合作治理、建構合作治理模式需要借鑒前沿性的理論。（1）網絡結構支撐。網絡（化）治理具有多元主體參與、伙伴關系網絡、共識性信任等特征，網絡（化）治理理論的應用為合作治理供給了支持合作的網絡結構。（2）合作關系塑造。在網絡結構支撐的基礎上，要塑造多種合作關系，多元主體參與是指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社會主體共同參與，政府可以將自身無法承擔的職能授權給其他參與主體，構成伙伴關系網絡，其中最典型的是公私伙伴關系。“公私伙伴關系可界定為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多樣化的安排，其結果是部分或傳統上由政府承擔的公共活動由私人部門來承擔”。【48】這是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共同治理過程中形成的合作關系。其次，是政府機構內外部的合作關系，整體性治理為合作治理建構了政府內外部合作的基礎，如政府內部機構的協調、政府間的聯盟。整體性的結構、制度、人際關系協調機制的構建是進行合作的前提，技術層面的數字治理為合作提供了便利。（3）合作文化培育。網絡化的結構為合作提供了多元主體相互依賴、互動和協商的契機，培育了協商、互動、依賴的文化；整體性治理強調聯盟、信任、責任理念，合作的前提是團隊需要相互信任，信任是需要信息的共享與溝通的；數字治理理論為信息的溝通提供了技術與平臺，提高了信息溝通的速度；公共價值管理理論為合作提供了共同愿景，追求公共價值。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培育了協商、互動、依賴、信任、責任、團隊、公共價值等文化元素。
第三，助力協同戰略。區域協同發展戰略是我國區域治理的發展趨勢，城市群是經濟發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潛力的核心地區，區域協同對于經濟整體性發展、生態整體性治理來說是大有裨益的。根據“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國內地城市群數量或將達到20個，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山東半島、海峽西岸、成渝地區等，因此，為了更好地促進區域協同發展，我們需要借鑒西方先進的公共治理理論，整體性治理理論和數字治理理論在助力區域協同發展戰略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應基于整體性治理在政府組織層級、組織職能、政府間關系方面構建區域協同發展機制。在政府組織層級方面，一是行政層級的整合，壓縮層級數，并在區域內構建多個城市群，以城市群作為輻射圈，實行省管城市圈。二是財政層級的整合，財政權關乎部門的行政權限，財政權下放是地方政府改革的一大趨勢。在政府組織職能方面，建構整體性的政府部門聯合體，克服職責同構、部門重合等“碎片化”問題，將涉及跨區域管理問題（如經濟協同治理、生態環境治理、交通管理、公共服務提供等）的職能部門整合在一起，實行逆部門化，將相似或相近職能進行統一設置，實行大部門式治理。在區域之上，設置跨區域綜合管理部門，統一調度跨區域問題。在處理政府間關系方面，根據“理性經濟人”假設，地方政府會追求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在協同時也會有博弈，府際關系面臨著信息不對稱、地方政府博弈、職責不明確等問題。因此，在區域協同發展中，我們需要利用整體性治理理論，構建公共信息平臺，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機制，克服信息不對稱問題；加強溝通、對話、談判，通過協商尋求共同利益，克服部門主義，實現協同；構建區域協同共同體，統一指揮，協調各方，整體行動；加強區域法律體系建設，用以處理跨區域問題，明確權利與責任，克服責任互相推諉和利益爭奪現象，解決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除此之外，整體性治理重視信任、責任感和制度化，數字治理重視信息技術。所以為實現地方政府在組織層級、組織職能和府際關系等方面的協同，要重視信任體系建設、法律制度的完善、數據技術應用。
第四，促進智慧城市。重新整合、以需求為基礎的整體主義、數字化過程是數字治理理論的主要內容，信息技術是數字治理理論的技術支撐和典型特征，而智慧城市在主體關系、服務提供、信息共享等方面容易陷入困境，數字治理的內容與特征對于智慧城市的建設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智慧城市的建設是為了便民，以公民需求為中心，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務，這是與數字治理的目標相契合的，因此可以將二者結合起來。在主體關系方面，智慧城市建設涉及政府、企業、公民三大主體，政府是智慧城市的規劃與建設者、企業是參與者、公民是使用者，三者的關系梳理至關重要。政府與企業在建設智慧城市過程中需要協調與合作，政府要集中購買公共服務，打造公私合作伙伴關系；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是服務者與享用者的關系，為提供令公民滿意的服務，政府機構之間需要重新整合。在整體性服務提供方面，智慧城市的建設涉及電子政府、基礎設施、城市數據庫、智慧產業、安全保障等方面，一是需要協同建設，二是需要基于需求的整體建設。數字治理的以需求為基礎的整體主義包括：“（1）互動的信息搜尋和信息提供；（2）以顧客為基礎和以功能為基礎的組織重建；（3）一站式服務；（4）數據庫；（5）重塑從結果到結果的服務；（6）靈活的政府過程；（7）可持續性。”【49】因此，為保證智慧城市的協同推進、整體建設，需要應用數字治理，做到：建立智慧城市數據庫，實現信息共享；完善政府信息網站，利用大數據技術捕捉公民需求；提供一站式服務，保障服務的整體性。
第五，優化戰略管理。我國政府戰略管理的未來趨勢之一是走向以公共價值為基礎的政府戰略管理。穆爾提出了以“公共價值、授權環境和運作能力”【50】為主體的戰略三角模型，他認為一個組織的戰略需要同時滿足以下三個要素：（1）覆蓋了組織的所有的使命和目標；（2）提供法律方面支持的來源；（3）解釋事業將怎樣組織和運行來完成既定的目標。為了發展公共部門組織戰略，管理者必須將以上三個因素與三個寬泛的檢驗相結合。第一，戰略必須在這種意義上有可維持的價值，即組織生產的價值對于監督者、顧客和獲益者來說，花費較低的金錢和權威；第二，必須得到法律和政治的支持；第三，必須是可運行和可管理的，因為權威的、有價值的行為能夠真正通過現存組織和來自其它組織的幫助完成組織的目標。
結語
在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學術研究中，本土化研究是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研究的未來趨勢。到目前而言，我國學者在研究西方公共管理理論時，大都經歷了理論引介、反思批判、理論比較和理論本土化的研究過程。作為西方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論，本土化研究將是未來學術研究的熱點。在本土化研究過程中，我們需要把握以下三點。
第一，尋找契合點。中西方在政治制度、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所以在西方土壤上產生的理論并不一定適合我國現有國情。因此，我們需要立足中國公共管理實踐引進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論，需要尋找契合點。比如服務型政府與新公共服務、合作治理與網絡治理、區域協同與整體性治理、智慧城市與數字治理、戰略管理與公共價值，根據我國公共管理改革的需要借鑒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論，在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本土化。
第二，著眼前沿理論與未來實踐。理論是總結過去經驗，把握現象與本質、結果與原因的關系用以指導未來實踐，所以我們要關注最前沿的公共管理理論，因為前沿理論都是在以往公共管理理論反思批判的基礎上并結合現時代背景而創建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國公共管理者還應具有戰略眼光與未來視角，應該摒棄以前“摸著石頭過河”的思維，提早發現問題，并有預見力。
第三，關注理論的中國化與理論的應用化。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本土化（包括中國化與應用化），應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51】。筆者在梳理國內學者研究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本土化問題時發現，大多數學者關注西方理論應用的視角化或指導化，即從西方理論視角看我國某個公共管理問題，或者用西方理論指導我國政府改革的某個問題。這種本土化研究并不系統，我們在進行本土化研究時，既要吸收西方先進理念，創新我國治理理論，還要注重理論的應用。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京津冀生態治理中的府際關系研究：基于整體性治理的分析框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16BZZ076；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行政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翟文康是本文的共同作者）
注釋
【1】夏書章：《把行政學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時候了》，《人民日報》，1982年1月29日。
【2】張成福：《變革時代的中國公共行政學：發展與前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8年第9期。
【3】《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58328.html。
【4】何艷玲：《危機與重建：對我國行政學研究的進一步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5】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精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頁。
【6】Robert A.Dahl,"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ree Problem," PublicAdministration Review, 1947, 7.
【7】芮國強：《行政學本土化：內涵、意義及路徑》，《江海學刊》，2008年第6期。
【8】黃達強、劉怡昌：《行政管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9】JAMES L. PERRY,"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anishing?" Public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6, 2.
【10】馬駿、張成福、何艷玲：《反思中國公共行政學：危機與重建》，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4～9頁。
【11】馬駿：《中國公共行政學研究的反思：面對問題的勇氣》，《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1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頁。
【13】［法］莫蘭：《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陳一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73頁。
【14】［美］丹尼爾·W·布羅姆利：《經濟利益與經濟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論基礎》，陳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頁。
【15】張康之：《論風險社會中的治理變革》，《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
【16】［美］W.E.哈拉爾：《新資本主義》，馮韻文、黃育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26頁。
【17】《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tj/2013-11-14/c_118121513.htm。
【18】［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網絡化治理：公共部門的新形態》，孫迎春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2～35頁。
【19】曾維和：《“整體政府”論——西方政府改革的新趨向》，《國外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
【20】許可：《國家主體功能區戰略協同的績效評價與整體性治理機制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年，第59頁。
【21】孫敏：《英國數字時代治理理論研究與應用的新進展及其啟示》，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29～30頁。
【22】"DigitalGovernment: Building a 21st Century Platform to Better Serve the AmericanPeople,"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egov/digital-government/digital-government.html.
【23】Mark H. Moore, Creating Public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3-16.
【24】［美］M·P·托達羅：《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下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221頁。
【25】張康之：《從行政學的歷史中解讀我國行政學的研究方向》，《理論與改革》，2002年第3期。
【26】夏書章：《加強合作治理研究是時候了》，《復旦公共行政評論》，2012年第2期。
【27】張康之：《合作治理是社會治理變革的歸宿》，《社會科學研究》，2012年第3期。
【28】《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http://sh.xinhuanet.com/2016-03/18/c_135200400_9.htm。
【29】陳振明：《公共管理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64頁。
【30】Robert A. Dahl,"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ree Problem,"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47, 7(1): pp. 1-11.
【31】［美］珍妮特·V·登哈特、羅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丁煌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7頁。
【32】陳振明：《公共管理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52頁。
【33】金鐘燮：《公共行政的社會建構》，孫柏英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65頁。
【34】張康之：《走向合作的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74頁。
【35】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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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ationResearch on the Frontier Theory of the Western Public Governance
Han Zhaozhu
Abstract: The western public governance theoryis a theoretical system created by the western scholars in the era ofgovernance based on public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also a new socialgovernance scheme designed to adapt to the globalized and post-industrializedera of governance. This theory has caused governance to be hotly debated amongthe western public management academics, and government reforms under itsguidance are also going on in full swing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For the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localization ofwestern public governance theory is necessary, because China's academicresearch and disciplinary progress,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times andthe ongo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vide the conditions. The localization ofthe frontier theory of western public governance is also feasible, because theapplication range of the five frontier theories of western public governancefits in with the practice of public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 Therefore, inChinese contex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trategy of localizing western publicgovernance theory, we need to start from adapting the theory to Chineseacademic environment and applying the theory to Chinese conditions, try tocreate a governance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can guide the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the western publicadministration theory.
Keywords: Public Governance, Frontier Theory,Localization
【作者簡介】
韓兆柱，燕山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公共管理理論與方法。主要著作有《一般管理學原理》《社會大變革中的中國工人階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