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模式的內涵

中國的新權威主義又被學者們稱為中國模式。與其他類型的新權威主義相比，中國模式的特點很清晰：由于歷史路徑的選擇，中國的新權威主義不同于東亞模式中的韓國與臺灣地區，它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一黨政治的社會資本。

從人類歷史上大量的經驗事實比較來看，一種良性新權威主義要取得功，必須具備四個基本條件：強勢政府能力，具有排除左與右的教條意識形態干擾的常識理性，對社會與文化的健康多元性的尊重，開放性的制度創新能力。

強勢政府能力，表現在能有效地排除國內保守勢力與激進極端勢力對現代化既定方針與目標的干擾，保持社會與政治秩序的連續性。

單有強勢政府，并不足以引導一個國家成功地走向現代化。如果一個鐵腕治國者頭腦中充滿宗教迷信，其行動與選擇受過時的教條觀念、不切實際的烏托邦理念、民族主義的狂熱、浪漫的政治幻覺等種種干擾，這樣的政治家他的威權越高，他領導的國家能力越強，他造成的社會災難就會越大，施政效果就越是南轅北轍。正因為如此，新權威主義成功的關鍵，是當政者必須具有常識理性。

尊重多元是判斷良性新權威主義的第三個標準。成功的新權威主義必須充分尊重多元性，用嚴復的話來說，“培其根本，衛其生長，使其效不期而至”，如同園丁一樣發展社會的多元新文明。思想和文化多元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尺度。“創新不是管出來的，而是放出來的。”

開放性的制度創新，可以隨著環境的變化而做出適應性的調適。體制是集權的，是威權性質的，但在與環境壓力的關系上，這個體系可以不斷通過自我更新來適應環境與時代的變化。這種體制承認倒逼的作用，可以通過吸納社會訴求，在解決矛盾與問題的過程中和應對挑戰時，會由于新因素的吸納而發生結構與價值的更新與演變。

鄧小平改革具有常識性思維、尊重多元、開放性集權這些特點。鄧小平總是說，一個政治家要“做明白人”，要“不講空話大話”。鄧小平及其后繼者所執行的中國體制，具有相當程度的開放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破除了教條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則為市場經濟進入中國開辟了意識形態的通行證，“三個代表論”提供了去教條化的合法性基礎，“和諧社會論”則提供了用非階級斗爭方式解決社會階層矛盾的新思維。

四、中國模式的利弊及前途

比較政治學發現，傳統集權型的國家一旦對外開放與維新變革，往往會陷入革命動蕩的高發期。在這里，我們可以把這種“改革—動蕩”的高相關性，稱之為“薄殼效應”。眾所周知，地球的地殼最薄處是最容易出現火山爆發的。傳統集權體制在積重難返的情況下進入改革期，就是進入“政治地殼”最薄的區域。中國模式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它能有效地守護變革秩序的穩定性，克服傳統集權國家轉型時期往往會陷入的“薄殼效應”。

中國模式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它能有效地守護變革秩序的穩定性。

集權國家改革必須邁過的第一道檻就是“薄殼效應”。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新權威主義的最重要功能，就是守護變革秩序的穩定性，防止后發展國家現代化初期政治參與急度膨脹所形成的“薄殼效應”。新權威主義用改革的權威，抑制民粹主義政治參與，防止極端主義與激進主義對改革的干擾，避免政治參與膨脹與爆炸。另一方面，新權威主義運用政府權威這只看得見的手，不失時機地進行漸進改革，通過改革來化解矛盾，緩解政治參與的壓力，通過經濟發展贏得人心，爭取到新的合法性資源。

中國模式的縱向結構，承襲了傳統社會和革命社會的組織資源。它有管理高效的一面，但是也有思想鈍化的一面。中國改革要在未來取得成功，關鍵就是如何把傳統的縱向結構的優勢與現代西方文明中的橫向結構優勢有機地結合起來，改革成功的關鍵，就在于在橫向結構與縱向結構之間形成協調與平衡。

鄧小平改革所走的路，正是把一黨制下的執政黨的領導（縱向結構）與市場經濟（橫向結構)結合了起來，并力求在兩者之間達到平衡。這種新權威主義發揮了雙重作用。一方面，利用垂直控制這一傳統的社會資本，穩定秩序，形成整體號召機制，通過垂直方式宏觀地整合各種資源，致力于發展的戰略目標；另一方面，通過培育市場經濟，發展自由競爭，形成地方、企業、社會個性這些社會細胞體的自主性，激發社會活力。從未來發展方向上看，還需要進一步發揮公民社會組織的作用讓社會煥發出活力，公民文化與自由將在這種公民組織中得到培育，本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條件也就相應成熟?？v向的國家權威與橫向的公民組織的均衡發展，將是中國新文明的基礎。

未來中國將如何？在中國式的新權威主義體制中，革命傳統、市場經濟、民族主義、儒家文化以及對民主、平等、自由、法制這樣一些人類共同價值的肯定與尊重，所有這些要素，都有可能糅合在一起。中國未來的新文明的方向，很可能是一種把橫向結構與縱向結構予以平衡的有機系統。（編輯整理：李大白，文章有刪減，文中配圖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從百年變革看中國新權威主義改革模式》。）

作者簡介

蕭功秦，湖南衡陽人，1981年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復旦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編輯委員。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作為新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的代表學者，在國內外學術界具有廣泛影響，主要研究范圍：當代中國社會思潮、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當代政治發展。論著二百余萬字，著作十部。已出版了十部著作，論著合計二百余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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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讀書在今天可以變得更便利，但不會變得更輕松。為增廣智識的讀書，不妨給自己加一點點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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