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以來，“三農”工作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之后再次成為了每年中共中央 “一號文件”所關注的焦點，“三農”工作也被稱作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是向前發展的。由此可見，“三農”工作必然要越過立足于“不挨餓”的治理階段，走向更高的治理目標。

梳理近年來中央對于“三農”工作的有關精神，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全新的治理目標——建設“美麗鄉村”躍然于紙上。2005年，在新世紀第三個關于“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發出前夕，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二十字要求。其中 “鄉風文明、村容整潔”這兩大要求，初步回答了“今天我們將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美麗鄉村”的問題。2013年，服務于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美麗中國”這一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目標，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加強農村生態建設、環境保護和綜合整治，努力建設美麗鄉村”的全新要求。在當年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的重要指示，并強調“要繼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農民建設幸福家園和美麗鄉村”。2016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召開的農村改革座談會上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規劃先行，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補農村短板，揚農村長處，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住田園鄉愁。要因地制宜搞好農村人居環境綜合整治，創造干凈整潔的農村生活環境”。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面貌發生了可喜的發展變化，農村居民正向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穩步前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涵要求“三農”工作的政策不僅要讓農民鼓起腰包，還要為農村打造更加美好的人居環境、讓農業具有生態修復功能。目前，距離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我們黨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只有不到五年時間。順利實現建設“美麗鄉村”愿景，需要今天的理論工作者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三農”理論指導下提出政策建議、提供智力支持。美麗鄉村是一個整體性的治理目標，需要用系統性思維來看待。美麗鄉村之美，不能浮于表面、逞一時之功，而要美于持久、美在心靈、美出特色。

著眼于“持久之美”，美麗鄉村建設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中央作出建設美麗鄉村的決策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各地“秀政績”的一時之需，而是為了實現更高水平的鄉村建設，因此其所遵循的建設規律應該與先前中外鄉村建設中探索出的規律別無二致。無論是上世紀70年代興起的韓國“新村運動”，還是本世紀初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踐，得出的主要經驗皆是，至少在鄉村建設的初期，必須加大政府投資力度且國家相關政策應給予其一定程度的傾斜和扶持。“農村需要進行大量的投資，德國、韓國、日本的農村幾十年前很破爛，但現在都發展起來了，因為他們對農村進行了大量的投資。現在美麗鄉村的建設，和我們巨大的需求相比是遠遠不夠的。”[1]著眼于美麗鄉村建設成果的持久性，我們應當保持應有的戰略定力，不為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政府退出”的觀點所動搖，而要堅定不移地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由于政府投資的穩定性、低逐利性和對國家宏觀調控目標實現的保障性，相較于民間投資而言，政府投資往往能夠作出親生態的最優選擇。在政府投資取得明顯成效的基礎上，再合理引導民間資本作為必要的補充，這一鄉村建設實踐路徑能夠有效避免民間資本過度追逐短期利益，使得我國美麗鄉村建設能夠久久為功。

與此同時，加快制度設計與規劃，確保有利于鄉村生態文明建設的一系列制度落地生根并發揮作用，也是美麗鄉村建設成果得以持久保持的重要保障。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是制度之所以能夠剛性存在的四大特性。習近平總書記十分了解我國鄉村生態環境問題的“痛點”所在，他指出要“搞好農村人居環境綜合整治，盡快改變農村許多地方污水亂排、垃圾亂扔、秸稈亂燒的臟亂差狀況”。實現這一改變的方式方法，從短期來看，可以由環境執法部門依據法律法規對污染環境者進行處罰；從長期看，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農村生態文明制度，讓制度盡早“出場”并時刻“在場”。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論述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時部署了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任務，提出要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水資源管理制度、環境保護制度，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與生態補償制度，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等八項制度，并強調“十三五”期間要著力建立和完善好這些制度。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3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實施生態省戰略加快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建設的若干意見》；2016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福建）實施方案》，標志著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有了省級的先行先試示范區。“福建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在制度建設方面狠下功夫，積極推進政府有為、企業負責、社會監督、市場有效的環境“良治”，努力實現生態文明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各地方政府可以借鑒“福建模式”先行先試的制度成果，將其創造性地運用在美麗鄉村建設方面，發揮好制度的作用以確保美麗鄉村不是曇花一現，而能基業常青。

此外，美麗鄉村建設實踐中還需要回答的一個理論與實踐問題，即如何看待“資本下鄉”可能帶來的生態負效應并提出應對措施。對于“資本下鄉”，另一種值得關注的政策表述，就是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黨的十八大報告在提出“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的基礎上，明確作出了“鼓勵社會資本投向新農村建設”的要求，也就是媒體與學界俗稱的“資本下鄉”。實現土地經營權流轉與適度規模化經營，是中央下決心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也是本輪農村改革的一大方向。缺少資本，尤其是農村資本長期凈流出的情況下，土地流轉與規模經營將成為一句空話。因此城市工商資本下鄉參與農村建設，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農村資金缺口，即“錢從哪里來”的問題。然而，幾年來的實踐證明，由于片面追求利潤的盲目性，“資本下鄉”對于農村生態環境甚至糧食安全造成的威脅也毋庸諱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公司和企業租賃農地，要有嚴格的門檻，租賃的耕地只能種地搞農業，不能改變用途，不能搞旅游度假村、高爾夫球場、農家樂，不能蓋房子搞別墅、私人會所，不能違規搞非農建設。當然，耕地也不能都搞成果園、花卉園、菜地，那樣的話經濟效益是上去了，但保谷物、保口糧就落不到實處了”。為了擺脫上述困境，政府應當一方面提高資本下鄉的環境規制水平，加大該類投資的環境評價力度，從源頭上嚴防污染的發生；另一方面需及時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和引導下鄉資金進入鄉村環境整治領域，實現資本獲利與鄉村美麗的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