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依據與數據的選取

在構建經濟社會公平度測評理論模型的過程中，我們主要遵循了全面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動態性五個基本原則，以用最適宜的指標來客觀評價公平程度為導向，以我國地市一級目前所處的實際發展階段和經濟社會狀況為根本前提，最終選擇了阿瑪蒂亞•森的正義觀和馬克思的公平分配理論作為依據，搭建了功能公平、可行能力公平以及結果公平三個維度，確定了底線公平、機會公平和分配公平三個一級指標。而在指標數據選取方面，則是充分建立在數據的可獲取性之基礎上，具體指標選取的理論依據以及所選擇的指標數據說明如下。

底線公平

早期與公平有關的評價指標體系中，多以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低保參保率來衡量底線公平。對于這一點，我們有不同的看法，其具體原因如下：第一，福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與有關的實證研究均表明，過分追求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應保盡保率，會削弱這部分人口中很多人的勞動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滋生等、靠、要等消極思想；第二，類似“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道理，長期來看，與其給予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基本的生活保障，倒不如加快完善相關的就業政策、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讓這些人能夠通過自身的勞動和努力來擺脫貧困。由此，我們沒有選擇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應保盡保率，轉而將貧困率確定為衡量底線公平的一項核心指標。在此基礎上，結合數據的可得性，最終選取以一個市的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參保人數占該市年末（常住）總人數的比重來近似衡量這一指標。

此外，自1978年我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就長期存在。在這種二元的結構和格局下，我國城鄉之間公共基礎設施、人均收入水平、市場化進程等方面始終存在較大差距，并進一步導致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國內外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均表明，生活水平是衡量人們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底線實際情況的一項重要指標。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人們的日常生活水平，愈加能夠通過生活消費方面的支出水平給予直觀反映。由此，以保證指標間的可加性和可比性為準則，結合目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人均消費支出普遍低于城市地區人均消費支出這一現實情況，我們選取以一個地市鄉村、城鎮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比，來衡量該市城鄉居民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公平程度。

機會公平

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這推動了人們需求層次的相應提升，使人們更加關注個人的發展機會問題。而綜合西方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我國地市一級經濟社會的實際發展情況，我們推定，在地市層面，九年義務教育、中高等教育在培養和提升人力資本方面有著基礎性的地位，特別是中高等教育，近幾年來在這方面的作用持續提高。通過查閱相關文獻，我們發現，關于這方面的推定，也被大量與人力資本有關的國內外研究所證實。為此，我們選取以一個市的中學教育完成率來衡量該市人口在發展機會方面的公平程度。結合數據可得性，中學教育完成率以普通中學當年畢業總人數與三年前招生人數之比來代表。

分配公平

要全面而系統地衡量經濟社會公平程度，除了需要考慮底線公平和機會公平外，還需考慮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及“效率和公平并重”兩個具有階段性特征的分配原則，我國的經濟社會取得了飛速發展，但同時，城鄉、地區、行業、職位間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從整個國家層面來看，用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進入本世紀就開始超過“0.4”這一國際警戒線，盡管其近幾年來出現一定的緩和趨勢，但仍處于較高水平。因此進入本世紀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和實現公平，成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重點。“十三五”規劃綱要更是明確提出要“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關系，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規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調整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縮小全社會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