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鐘鑒，1939年生，1965年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方向研究生畢業，受教于馮友蘭、任繼愈先生。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宗教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獲2012年度孔子文化獎個人獎。

經歷了歐風美雨蘇霜，更懂得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在文化

解放周末：作為兩千多年中華思想文化主導與底色的儒學，在經歷了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沖擊后，迎來了復蘇的春天。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復古”現象，而您將之形容為“原上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牟鐘鑒：我認為，這是中華民族文化經歷“揚棄”之后的一次螺旋式升華，是事物發展否定之否定的、客觀辯證運動的表現。此刻，我們正在經歷的，是中華文化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又一次歷史性變革，這一變革將開創一個嶄新的時代，其深刻性尚有待于人們認真加以反思和覺解，更需要學界從學術理論的高度予以研討和闡釋。

解放周末：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死而后生”？

牟鐘鑒：儒學在近代衰落而今復興，且勢頭強勁，并非偶然，有其歷史和時代的必然性，借用佛教用語，這是“契理契機”的顯現。

儒學博大精深，蘊含著豐富的宇宙、社會、人生智慧，凝結著東方道德文明的常道，因而內在生命力強大。但它在帝制社會后期一度被專制政治扭曲，趨于僵化保守，跟不上時代的前進步伐，其“有禮無仁”的形態反而成為社會革新的負能量。因此，它受到西方啟蒙思潮和國內新興變革力量的巨大沖擊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僅是社會思想解放的需要，也是儒學再生的必要條件。

對儒學而言，文化激進主義的批判既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又是一次凈身的沖洗。“文化大革命”從表面上看似乎使儒學陷于“滅頂之災”，在客觀上卻使“反孔批儒”思潮走向極端，充分暴露出其危害性，為人們重新思考儒學的價值提供了反面的教訓，也為儒學的回歸創造了難得的機遇。

解放周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曾興起過儒學熱，但似乎并未持久。

牟鐘鑒：這次不一樣，是各個領域的基層自覺自發地興起熱潮，而不光是一些領域的一些精英分子。我們明確把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建設文明強國的根基，文化方向撥正了，這樣的文化熱，會是穩定和持久的。

近百年來，我們的文化自卑到了極點。“五四”是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第一次新文化運動，追求民主與科學，推進了中國現代改革事業；但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丟失了民族文化主體意識，沒做哪些應該保留、哪些應該拋棄的辨析工作，就把傳統文化一股腦兒扔掉了，比如提出要全盤西化，甚至提出要廢除漢字。

當然，這既是當時救亡圖存的形勢所逼，也是因為儒學自身失去了生命力，表現出來的腐朽和陳舊確實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

解放周末：這種拋棄而非揚棄的思路，深刻影響了以后的文化發展。

牟鐘鑒：我們確實受益于西方文化，包括歐美的民主科學，十月革命帶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中國連續不斷地進行革命，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得到了獨立解放。解放后，我們又向前蘇聯學習。

但是，再獨立再解放，文化不自立，民族也不可能真正立于世界之林。在經歷了歐風美雨蘇霜，遍嘗了酸甜苦辣之后，我們切身感受到，還是中華傳統文化更符合我們的社會需要，能夠安身立命，有益文明人生。

我們要吸收世界文明的營養，用以充實新時代的精神生活，但民族的根和魂卻在中華文化。實踐證明，當初“全盤西化”論者企圖用切斷民族文化血脈的方式來“救中國”，無異于南轅北轍，不論結果如何，中國將逃不過做西方文化殖民地的悲慘命運。而這正是顧炎武所擔心的仁義淪喪造成“亡天下”的惡果。他的擔心雖未變成現實，但今日思之，依然需要警醒。

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他的思想已浸入中國人的骨髓

解放周末：歷經磨難而不熄不滅，儒學為何有著如此頑勁的生命力？

牟鐘鑒：孔子創立的仁禮之學，為中華民族確立了仁和之道的人本主義精神方向，為社會提出了道德價值標準，這是民族的文化血脈、基本性格和文化基因，是中華文化的主導思想、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不論朝代如何變動，不論制度如何改革，中華民族延續的基因血脈和凝聚的精神紐帶始終是儒學為主導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否則中華民族就離散了。

即使在反孔最激烈的年月，“五常八德”，即仁義禮智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在民間仍然是習焉不察的主流道德行為準則，它不是幾次政治運動能夠掃掉的，盡管它受到了很大的創傷。

歷史證明，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因為他活在中國人的心里，文明社會需要他，孔子的思想已經潤于中國人的肌膚，浸入中國人的骨髓。

解放周末：但這樣的曲折與磨難，必然對儒學有所損傷，對今天人們正確認識儒學的面貌與價值帶來遮蔽。

牟鐘鑒：是的。對儒學的誤解、曲解，乃至戕害，一直都存在，不僅僅是那幾場政治文化運動，而是2000多年里沒有斷過。

一種誤解是把別人說的話，安在孔孟頭上。比如，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把儒學升為官學，宣揚“五常”，使之成為中國人的基本道德規范，但他在“五常”之前加上了“三綱”，說：“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到了東漢章帝時，官方推出《白虎通義》，確立“三綱六紀”，明確規定：“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和“五常”就這樣被嫁接在了一起。儒學被批，“三綱”的宗法等級觀念是很大一個原因，但它其實并不是孔孟說的。

事實上，孔子雖有等級觀念，但強調相互責任，其中包括人格的尊嚴。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更厲害，他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解放周末：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確為孔子所言，這句話廣被批判，認為孔子提倡君主專制主義。

牟鐘鑒：這就是對孔孟的另一種誤解——沒有正確理解他們的原意。

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意是為了“正名”，即要求君、臣、父、子都要名實相符，各盡其責。但至于盡怎樣的責、如何盡責，當時孔子沒有說明，因而給后人留下了豐富的解釋空間。孟子的解釋是：“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三綱”卻將之解釋為，君、父、夫對臣、子、妻擁有至高無上、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利。這種解釋當然更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歷代君主都樂于采用和宣揚，并把這個觀點強加在孔子身上。

解放周末：從這樣的君臣關系出發，歷朝統治階級極力宣揚愚忠，這也被認為是孔孟對世人的荼毒。

牟鐘鑒：在孔子那里，“忠”字主要并不表示忠于君主，更不是愚忠。

統觀《論語》，提到“忠”的有15篇，共17處，其中談到忠君的只有兩處。一處是《為政》篇，提到“孝慈則忠”，首先要求國君下慈于民，然后民才能忠君。另一處見《八佾》篇，“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同樣，臣事君以忠，也是要以君使臣以禮為先決條件的。

在《論語》中，孔子從未說過臣下要盲目順從君主、君主對臣下可以生殺予奪。相反，對君臣兩者的關系，孔子首先要求當國君居上位的要守禮，要以身作則。他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他還說：“修己以安百姓”，認為當國君居上位的必須“好禮”，必須“修己”，才能使下面的人心服，才能安百姓。

總之，在孔孟那里，君不是最高的，道才是最高的?？酌辖杂?ldquo;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說法。但宋明以來，部分儒者對愚忠大力提倡，延展到民間，又提倡愚孝。二十四孝中有“郭巨埋兒”，那是傷天害理了，哪是什么孝?

解放周末：面對種種誤解，您提出了一個通俗易懂的口號——三綱不能有，五常不能丟，八德都要有。

牟鐘鑒：必須有所澄清，不能再以訛傳訛?？酌细緵]有提過“三綱”，那就不要再提了。“三綱”抑制了“五常”，只有鏟除了“三綱”，才能充分釋放“五常”所含有的平等、和諧、有序、誠信的正能量。

即使保留和提倡“五常八德”，也要與時俱進。那些繁瑣的禮今天還要它干嗎？但文明禮貌總是要有的，誠信難道可以不要嗎？該留的留，該丟的丟，留下的東西也要做進一步的闡釋，賦予它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