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會滿意度與耐受力水平顯著正相關，即公眾社會滿意度越高，耐受力水平越高。進一步分析發現，在模型中社會滿意度的受訪者與耐受力水平指數是顯著正相關的，受訪者的生活滿意度、政府執政能力滿意度以及公共管理信任度越高，其耐受力水平越高。社會滿意度最高的受訪者的耐受力分數均在80分以上，相反對社會表示最不滿意的受訪者的耐受力水平均在45分以下，低于臨界值50分。

第三，受訪者的部分人口學變量對耐受力水平有著顯著影響。一是受訪者的年齡大小與耐受力水平有著復雜的關系。根據調查數據結果顯示，中青年群體的耐受力水平較高（65分以上），而老年群體則顯示出較低的耐受力水平（59分），而對于80后群體，其耐受力水平會隨著其年齡的增長而增長，但是對于50歲以上的群體，其耐受力水平卻呈現出隨著年齡的增加而下降的趨勢。二是受訪者的月收入在10000左右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收入低于10000元以下時，收入越高，其耐受力越強；收入在8001-10000元區間內的受訪者的耐受力水平最高；但超過10000元后，耐受力急劇下降，但這種趨勢還需要進一步的收集數據來驗證。三是有穩定工作的受訪者或者在某一領域的高精尖人才的耐受力最強，專業領域人員的耐受力得分為70.5分，醫務人員、律師以及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公務員、警察、軍人、武警等）的耐受力得分均為69.6分。相應地，失業人員和自由職業者的耐受力得分最低，分別為65.5分和64.9分。另外，居住在直轄市、省會城市、地級或縣級城市、鄉鎮村的受訪者耐受力水平呈現逐級遞減趨勢。可以認為居住地的城鎮化水平越高，基礎服務設施越完善，社會保障越健全，當地居民的耐受力水平就越高。

除了上訴三個顯著的特點外，調查還發現，社會責任意識與耐受力水平存在一定聯系。能夠自我負責的人耐受力水平更強。人們站在怎樣的立場來解釋自己和他人行為，將影響個人的認識和判斷。本次調查中，我們對受訪者如何看待“我現在的生活狀態不太好是因為我自己還不夠努力”這一觀點進行了考量，結果顯示，52.3%的受訪者認同這一說法。換句話說，多數受訪者更認同自己的生活應該由自己負責，而非歸咎于他人或社會。進一步的相關分析也顯示，認為自己的生活應該自己負責的受訪者，其耐受力水平要顯著高于將問題歸因于社會的群體。同樣，當受訪者對當前生活狀況的滿意度進行評價時，能夠客觀評價自己、不盲目同其他群體進行比對的受訪者，耐受力水平更高。

社會沖突矛盾應對策略選擇的行為邏輯

公眾在遭遇個人權益受損、生存環境破壞等社會沖突和矛盾時做出的策略選擇，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其承受能力和心態。為此，我們模擬了四類矛盾和七類應對策略，以測量公眾的真實心態，進而分析耐受力水平、社會滿意度以及沖突矛盾的了解程度與策略選擇的關聯性。了解此類關聯性不僅對于引導公眾策略選擇非常重要，而且是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緩解社會緊張情緒，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關鍵前提。一方面，我們將公眾普遍面臨的矛盾分為以下四類，即與政府公共權力相關的矛盾和沖突，與政府或經濟組織相關的矛盾和沖突，教育、醫療行業中的矛盾和沖突，以及消費矛盾和沖突。另一方面，我們將矛盾應對策略劃分為六種類型，包括無行動策略、訴求策略、溝通策略、疏通策略、法律策略和對抗策略。調查結果如下。

首先，“關系運作”是公眾處理社會矛盾的首選策略。在處理上述四類矛盾沖突時，選擇疏通或溝通策略的公眾占有絕大多數，如在處理“司法不公、粗暴執法”時，26.4%的受訪者會“找關系疏通”，23.4%的受訪者在面對“環境污染”時選擇“與對方當事人、單位協商”。胡適曾說：“儒家的人生哲學認定個人不能單獨存在，一切行為都是人與人交互關系的行為。”滲透在國人血液中的有一種關系網絡和關系意識。“拉關系”成為公眾應對矛盾的慣性與行為策略首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