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會一課”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列主義的建黨、管黨學說，在加強自身建設的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在民主革命時期，“三會一課”制度在實踐中形成雛形，新中國成立后正式建立，之后遭受挫折，在改革開放后逐步恢復并得到發展。

【關鍵詞】“三會一課” 形成 發展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三會一課”制度的淵源

早在1847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在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草擬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世界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章中，就對同盟的奮斗目標、盟員條件、同盟紀律、同盟的組織機構和組織制度等作出規定，確定同盟的組織系統由支部、區部、總區部、中央委員會和代表大會五級構成，并明確要求：“支部、區部委員會以及中央委員會至少每兩周開會一次”；“盟員至少每三個月同所屬區部委員會聯系一次，支部每月聯系一次”；“每個區部至少每兩個月向總區部報告一次本地區的工作進展情況，每個總區部至少每三個月向中央委員會報告一次本地區的工作進展情況”等。這是關于黨的會議制度和報告制度的最早規定。1850年12月，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由科倫的同盟中央委員會起草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也規定：同盟“支部至少須由居住同一地區的3人組成，每個支部選舉一名主席主持會議”，“支部應定期召開會議，至少每半個月一次；它至少每一個月向區部作一次書面報告”；區部則“每三個月在區部所在地定期召開一次會議，在總支部委員會的領導下討論區部事務。每個支部各派一名代表參加”。

列寧在創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過程中同樣明確主張，工人階級政黨是有著鐵的紀律、嚴密的組織體系和嚴格黨內生活的先進部隊，黨員不僅要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而且必須“親自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即必須編入黨的一個支部或小組，并積極參加黨的活動，參加黨的會議，接受黨的領導和監督。不然的話，就會改變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而為空談家和各種機會主義分子大開方便之門。為了堅持這個重大組織原則，1903年7月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上討論黨章第一條時，列寧與孟什維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馬爾托夫進行了堅決斗爭，堅決反對馬爾托夫所提出的“一個人不一定甚至不愿加入到黨的任何組織，只要能在組織外同情和贊助黨，都可算作共產黨員”的主張。這場斗爭的實質，是把黨變成一個無組織的、自由散漫的俱樂部，還是把黨建成有組織的、 富有戰斗力的先進部隊。列寧的建黨思想得到黨內多數人的支持，并逐漸豐富發展為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1905 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三大肯定了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并在1906年4月召開的四大上把民主集中制正式寫進黨章。加入黨的一個組織并根據組織的安排參加黨的會議和學習，是黨員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和具體體現。1919年，列寧進一步把民主集中制作為各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的重要條件，寫入共產國際組織章程中，從而成為指導各國共產黨加強組織建設、規范黨內生活的一條根本政治原則。

“三會一課”制度的最初形態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列主義建黨學說組織起來的黨。1922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部黨章專設“會議”一章，具體闡述了黨的會議制度。規定“凡有黨員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組，每組公推一人為組長，隸屬地方支部”，“每星期由組長召集會議一次；各支部每月召集全體黨員或組長會議一次；各地方由執行委員會每月召集各干部會議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體黨員或組長會議一次；各區，每半年由執行委員會定期召集本區代表大會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每年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定期召集一次”。從此，會議制度進入黨章，并在歷次黨章修改中不斷健全完善。

1929年12月底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總結紅軍創建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開創了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這一獨特的黨建思路。由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強調，“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黨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有計劃地進行黨內教育”，不通過教育“提高黨內政治水平，不肅清黨內各種偏向，便決然不能健全并擴大紅軍，更不能負擔重大的斗爭任務”。決議明確提出要通過“黨報”、“政治簡報”、“訓練班”、“有組織地分配看書”、“個別談話”以及召開“小組會”、“支部大會”、“支部委、組聯席會”、“黨員大會”、“活動分子大會”等十八種方法進行黨內教育。這是把黨內會議制度和以“訓練班”等形式開展黨課教育付諸實施的最早嘗試。古田會議結束后，紅四軍即按照決議的要求，并把決議當作黨課教材，逐條對照學習，檢查改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后來，其他各地紅軍也照此實行，對從思想上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1931年5月，中共中央通過的《全國組織報告的決議案》提出“必須加緊黨的教育工作”，“各級黨部的工作同志必須以自己的組織為單位組織列寧讀書班，討論黨內主要問題”。“組織列寧讀書班”，實際上就是對黨員集中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一種黨課形式。1932年10月8日，中央宣傳部在《關于教育新黨員運動提綱》中，針對“潮水般涌進”黨內的新黨員“渴望著黨的訓練與教育”的狀況，再次強調“教育新同志的任務”已嚴重地“擺在我們的眼前”，“必須克服我們在政治教育上的不可容忍的落后狀態”，要求“必須利用各種各式的訓練方式，如開設短期訓練班，流動訓練班，列寧小組，為特殊問題的讀書會或研究會”等幫助新黨員了解黨的理論和主張，“武裝新同志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頭腦”，提高其“黨內政治的理論的水平線”。提綱還特別指出，黨課課程的設置應符合實際，“最主要的課目，應該是‘黨員須知’，‘怎樣領導罷工斗爭’以及黨目前的具體任務，不應把一切所有的問題，都擺在課程之中，使新同志摸不著頭腦而嫌棄受教育”。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后，鑒于黨的力量的迅速壯大和黨的思想理論領域存在的問題，加強理論建設和黨內教育的問題被進一步提上日程。黨支部建設是黨的建設和黨內教育的基礎工作之一。1940年10月17日，中央宣傳部發布《關于各抗日根據地內黨支部教育的指示》，第一次把“使一般黨員懂得怎樣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作為黨支部教育的四條“方針”之一。要求對普通黨員的教育應當包含“怎樣做共產黨員，支部本身的工作，統一戰線政策，鄉村工作(群眾工作、政權工作、經濟建設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及武裝工作)”等；對支部干部的政治教育，應當包含“黨的建設初步(黨章的教育)，以中國革命為主要內容的政治常識，以區鄉工作為主要內容的建設根據地的初步知識”等。在黨課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對普通黨員可采用“巡回教育與流動訓練班的方式”，對“含有水平較高的知識分子黨員的支部，可以先訓練這些黨員，然后經過他們去教育本支部的其他黨員”；黨小組也應“兼有學習小組的作用”，“每月一次至二次小組會議作為學習會”；要把“教與學統一起來”，“在課堂上不僅有教員的講授，而且有質疑、問答、辯論及復習”。在黨課教材編寫上，要求應“注意理論與實際的聯系”，“在量的方面由少而多，在質的方面由淺入深，在順序上由近到遠，由現在到過去，由具體的到理論的”，“各課之間須保持有機的聯系，并編入帶有啟發性的復習問題和討論問題”等。這個指示是我們黨最早作出的以各種形式的黨課開展黨支部教育的指導性文件。在延安的13年間，毛澤東曾16次到中央黨校、20多次到抗日軍政大學作報告，這些報告實際上也是他親自給全黨講的黨課。

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盡管身處艱難的戰爭環境，但是基于黨的性質、宗旨和自身建設的需要，在遵循黨章落實黨的會議制度、通過各種形式的黨課開展黨的思想理論教育方面，仍作了可貴探索，從而保證了黨的堅強有力。雖然這一時期尚無“三會一課”制度之名，但在具體的黨建實踐中已初步有了施行“三會一課”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