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1：在您提出最后解決辦法當中，有兩個主要因素，一個是產(chǎn)權，一個是紀錄。同時您又提到，信任的恢復需要幾代來完成。所以我想問，是不是在恢復信任的過程中有很多困難？

答：對。比如說，產(chǎn)權和記錄都不具備。即使建立了，也不會一下完善，不會一步到位。產(chǎn)權的事情也要有時間，有人們對它的理解。何況，社會上還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他們會讓一些制度按照慣性繼續(xù)存在下去。此外，我們長期沒有在好的制度下生活，有一些騙子還繼續(xù)存在著。這些事情應該都是障礙。

問題2：剛才您談到了傳銷的問題，我做過一段時間的傳銷，所以我想問，按照您的理論，正規(guī)的傳銷在國外是存在的，但是在中國傳銷走歪了，出現(xiàn)了殺熟的現(xiàn)象。那么您認為在中國傳銷業(yè)有沒有發(fā)展的土壤？

答：傳銷在中國已經(jīng)被取締了，我不認為傳銷制度不能在中國存活。但是就眼下狀況來說，我對取締傳銷也不是不同意。眼下，我們的人的素質(zhì)，包括道德，和對規(guī)章的遵守都存在很多問題。所以，取締傳銷，從現(xiàn)實來說，我還是同意的。但是傳銷這種制度是不是在中國一定搞不好，我也不是這么看。關于傳銷，是一個非常細致的事情，如果你對這個感興趣，我希望你讀一讀我的書。再一個，社會上，包括很多學者，對傳銷有誤解，在我研究了之后，我取消了這種誤解。細致一些的我就不談了，因為這是一個比較微觀的東西。

問題3：關于博弈成本和信任之間的關系。

答：當然了，一個社會的信任度越大，博弈成本就越小。你要是興趣大，可以讀一下富山的書。它認為中國是一個低信任度的國家，在這樣一個國家中，經(jīng)濟是不可能繁榮的。在低信任度的國家中，做不成大企業(yè)。一些學者，認為小企業(yè)是很好的，但是富山認為，一個發(fā)達的國家，一定既要有好的小企業(yè)，又要有大企業(yè)。應該把合作擴大。很多例子可以論證，信任度低的地方，合作成本很大。比如說，我們的職稱含金量低，一些企業(yè)在聘用的時候，還能相信嗎？久了以后，我們國家還可以產(chǎn)生像麻省理工學院那樣的學校嗎？如果學位含金量低的話，聘用單位就要花很多時間去審查履歷，還要試用，這樣對雙方來講，成本都很大。

問題4：你覺得我們中國能不能從西方國家借鑒一些人與人交往的一些處世方法嗎？

答：其實制度，特別是法律，只管社會生活的小部分。如果一個社會大部分人以盜賊的居心來生活，法律將形同虛設。法律是需要成本的，法律是靠警力來執(zhí)行的。如果一個社會過半的人都是盜賊的行徑，社會上要多少警力才能看管起來，我們納稅人要交多少錢啊？所以，除了法律，很大程度上要靠習俗，自律，良心，當然我不是一個良心主義者。良心和好的制度是對應的。好的制度會推動道德發(fā)展。所以說，我認為簡單的移植一項制度不太會奏效，我說的制度殖民，是一個悲觀的看法，不失為一個出路，但是不會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

問題5：我們幾千年的文化能不能解決我們的信任問題嗎？

答：信任問題是一個綜合的問題，綜合問題就不是一個單科的問題。我們應該從問題出發(fā)，從當今出發(fā)，十八般武藝都要用。作為一個實踐者，不必分解各種手段。分解是我這樣一個蒼白的學者分析的時候用，真正掌握權柄推動社會制度建設的人，應當是一個多面手，綜合主義者，不像我這樣書生氣十足的人，他應該是一個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不丟失任何一個好的工具，不片面崇拜某一種手段。你所說的中國古代文化是我們文藝復興的很重要的東西，不應該丟掉和輕視。丟失它將受到洋人、鄰邦、歷史和后代的嘲笑，那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但我們完全不必糾纏在上一代中學為體還是西學為體的討論，而是應該為我所用。就像對于生命體來說，哪一個部件都很重要。不應走入哪個重要的誤區(qū)。不要讓話語的邏輯忽視了實踐的邏輯。

問題6：你所說的檔案紀錄中，由過去推知將來，是不是復合邏輯？

答：這不是嚴格的邏輯，但是這個推斷合統(tǒng)計學。如果用西方的思辨之王大衛(wèi)·休謨來看，他不合嚴格的邏輯，但合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