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起：陷阱和高墻

2010年筆者參加了一項關于“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該項研究是由中央領導交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承擔的。開展研究的背景是當時中國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世行標準的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 。而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難以再繼續上升到高收入水平。中國是否也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經常用來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是拉美等國家的情景，它們大都有過快速增長、又長期處于停滯的經歷。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從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長達20多年時間內一直處于6000～8000元的區間之中。類似的情況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1971～1988年（5597元） 。

世界銀行2007年的一份報告中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現象。報告認為，一國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發展機制與實現起飛的機制有著根本的區別，進入高收入所需要的制度、戰略和政策更復雜、更具挑戰性。因此，雖然不少國家能夠打破最初的貧困陷阱、實現起飛并非常迅速地達到中等收入階段，但只有很少的國家能夠跨越這個階段，而是常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Gill and Kharas，2007）。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明確區分了兩種不同經濟增長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國的工業化沒有正常持續進行的狀態，人均收入在4000～7000國際元（報告稱之為“陷阱”）；后者是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后發優勢基本釋放的狀態，人均收入為11000國際元左右（報告稱之為“高墻”）（劉世錦等，2011）。

報告指出，拉美等地區的國家之所以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業化基本架構存在重大缺陷，導致后發優勢未能充分發揮、工業化和高速增長過程難以持續進行。報告認為中國不會落入拉美國家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構成“真實挑戰”的是其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后發優勢基本釋放后，能否成功地實現轉型升級，像德、日、韓等國一樣跨越“高收入之墻” 。

報告還根據德、日、韓等發達經濟體的經驗，預測在2015年前后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下一個臺階，實際GDP增速將從“十二五”（2011～2015年）時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時期的6.5%?？紤]2010年中國經濟增速高達10.6%，而且在2001～2010年這十年間也基本上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高增速。研究在當時就提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會下滑，并預判了下降的時點和幅度。在事后看來，這些預判有著驚人的準確性。有鑒于此，此項研究成果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和“中國發展研究獎特等獎”等殊榮。

當然，任何研究有獨到成功之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對于此項研究而言，較多的質疑集中在：一是依據的國際經驗僅限日、德、韓等幾個經濟體，樣本數量太少，使得總結出的“擠壓式增長”和“經濟增速下臺階”等“典型化事實”其實并沒有那樣“典型”，有限的樣本也難以支撐起嚴格的計量檢驗。二是預測只根據國際經驗作簡單的類比外推，考慮到不同國家在各自經濟增速下滑時所處時代不同，國際環境、資源稟賦和技術條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異，簡單類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劍”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觀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對于較為粗疏的理論框架和預測方法而言，此項研究的問題不在于預測結果的準確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準確度可能更多地要歸因于運氣和巧合，而不僅是理論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盡管如此，研究敏銳地觀察到德、日、韓等經濟體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時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別在德國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韓國10974元（1994年）（劉世錦等，2011：10），且均處于工業比重達到峰值后逐漸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緩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國家的發展情況千差萬別，其工業化和城市化發生階段轉換、經濟增速明顯下降的時間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但為什么會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這也許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釋的，應需要得到更深入的探究。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中國確實遵循的是德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經濟體類似的發展路徑，那么目前中國的戰略、體制和政策與當年的德日韓臺等經濟體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中國是否也能像這些經濟體一樣順利地完成經濟增速下臺階的過程、實現轉型升級而跨越高收入之墻呢？報告并未給出明確的回答。事實上，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的逐步下滑，對于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仍然不絕于耳，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因此，無論是冠以“陷阱”還是“高墻”的名稱，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否可持續，仍然是亟待進一步探索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