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建立甄別機構。建立甄別機構是為了建立矛盾的終結機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解決矛盾的機制是法律。而在我國法律的終結機制沒有形成，這與我國的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文化環境有關。民眾對法律沒有敬畏之感。當法院的判決生效后，當事的任何一方，可以司法不公為理由，通過信訪的渠道來否決法律的裁決。于是，一個從司法渠道來講已經解決了的矛盾，又從信訪渠道重新開啟了解決的途徑，從頭再來。這不僅僅是浪費了大量的司法資源的問題，而是反映出沒有一個終結矛盾的社會機制。目前，終結機制有其特殊性，要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執行甄別機制的組織是一種各方面代表的臨時機構。這種機構是在法律、信訪、行政機制失效的情況下的特殊機構，兼顧到情理法。情與理，就是鄉理鄉情，法是法規。發揮社區輿論的作用，通過公開信息，讓周圍的鄰里依照相關的法律、政策、程序來辨別矛盾沖突的是非曲直。因此，這種甄別機制必須要有社區的居民代表參加，主要有三種人參與，一是矛盾申訴一方的當事人、親屬、親戚，二是人民調解員，三是要有社會力量如社區組織、律師、社區中有威望的群眾領袖參加。這樣不是矛盾沖突的一方面對政府基層組織了，而是有了第三方的力量。矛盾處理的過程，不是在信息封閉的情況下進行了，而是在信息公開的情況下進行。仲裁者不只是政府基層組織，而是社會的各方面的力量。政府的基層組織從矛盾的一方解脫了出來。一旦矛盾通過這種建立在社區中的甄別機構甄別后，就具有民間輿論的力量。以人民調解的方式，在法院中備注，也具有法律的效力。矛盾一經甄別后，就是最后的定性。如果矛盾當事人反復不定，再去上訪。法律、信訪、行政部門不予支持。對這類甄別過的矛盾，也不記錄在進京通報、干部考核中。這將使基層干部從通報制中解脫出來，從而可以理直氣壯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解決無理取鬧的問題。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杜偉泉對此文有重要貢獻。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剛性社會矛盾趨勢分析與化解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ZDA061）  

注釋

①此次調查將調查對象分為干部群體和群眾群體。干部群體調查問卷共計發放880份，實際回收問卷共857份，問卷回收率為97.39%，有效問卷為849份，有效回收率96.48%；群眾群體調查問卷共發放2160份，實際回收問卷共2070份，問卷回收率為95.83%，有效問卷為2018份，有效回收率93.43%。

②限于保密原則，調查地點采用匿名的方式。問卷調查獲取的樣本對社會矛盾的感知是一種主觀看法，與實際矛盾發生的頻率無關，而是對矛盾的后果、矛盾的影響、矛盾的沖擊程度的一種看法。

③《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頁。

④所謂大調解，是指以黨委政府統一領導、政法綜治牽頭協調、調處中心具體運作、司法部門業務指導、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社會各界整體聯動的解決糾紛制度。

⑤例如，南京經濟開發區成立了韓國商會人民調解委員會，利用韓國商會的人力資源和棲霞區內的調解資源相結合的形式，化解了大量的韓資企業內的矛盾糾紛，如勞資糾紛、經濟合同糾紛、民事糾紛等，處理時間短，效率高，不收費，達成的調解協議又能得到履行，這些人民調解的優勢讓韓資企業非常認同。

⑥郭星華等：《社會轉型中的糾紛解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⑦如江蘇南通市成立了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工作法學專家咨詢委員會和醫學專家咨詢委員會，為各區醫調委調解疑難復雜醫患糾紛時提供專業咨詢意見和調解建議，大大增強了人民調解化解醫患糾紛能力。

⑧例如江蘇南通推進調解員隊伍職業化建設。2013年，該市專門制定了《南通市調解專業人員職業水平考試和評價實施辦法（試行）》，《辦法》確立了專業調解員的準入機制，詳細規定了調解員職級評定、晉升、管理、待遇等方面的內容，有力地推進了調解人員專業化。

⑨湖南長沙把心理干預運用在非正常上訪、突發事件處置、鄰里糾紛、家庭婚姻等矛盾糾紛的處理化解中，已經發揮了顯著作用。“自從采取心理干預措施以來，長沙市矛盾糾紛總量、信訪總量分別同比下降18%、11.3%，息訴罷訪率上升13.6%。”參見：《長沙：引入心理干預化解矛盾糾紛》，瞭望觀察網，http://www.lwgc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