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范圍內,以自由貿易和金本位為特征的經濟秩序都是依賴市場自我調節和管理。英國通過與西歐工業化國家相互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以及由此確定的最惠國待遇原則,沖破了過去重商時代留下的種種貿易藩籬,形成了自由開放的國際市場。英國在經濟和貿易上的優勢地位,使得其實施的金本位成為國際貨幣制度。這對國際經濟增長和繁榮,提高生產效率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特別是對當時經濟領先的英國來說,意義更為積極。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有力推動了英國的工業品出口,廉價地獲得海外農產品和原料。金本位制使得英鎊作為國際通用貨幣,既便利其國際借貸,也有助于其控制國際金融市場。
然而,英國主導權的取得,除了經濟的優勢地位外,還得益于消除了最大的競爭對手——法國。拿破侖戰爭中,英國站在歐洲的正統王朝聯盟一邊,共同對付這一勁敵。在消除法國這一最大的競爭對手之后,英國再次利用“均勢”策略,一方面防止復辟的正統王朝干涉歐洲各國新興的資本主義發展,破壞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得以運行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防止歐洲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釀成長期性的重大戰爭,破壞國際穩定,擾亂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賴以運行的國際安全環境。
在這種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下,殖民戰爭以及殖民統治成為英國和西歐大國實現世界性工業與農業分工,使農業民族從屬于工業民族的重要方式。“日不落帝國”的殖民地遍及世界,成為英國主導世界的象征。這固化了世界市場建立以來的中心與外圍的結構,使得工業中心從農村外圍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積累。
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等人創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為這一秩序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理性解釋:“平等”的個人在市場中按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分工,通過市場交換使個人與集體的福利都得到增長,社會資源得到了有效利用,由此導致追求私利的個體在市場交換機制中實現利益的互補,從而達到社會的和諧。自由貿易同樣達到這種效果,國家按比較優勢進行分工,通過交換實現國家間利益的和諧,從而保障國際的和平與穩定。古典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是:市場帶來個人的福利和自由、社會的和諧與安全。客觀上應該承認,較之于封建制度和重商時代特有的人身依附、特權,這一制度無疑有著巨大的進步性。然而,同時也必須承認,這一秩序并沒有帶來這種意識形態所宣揚的平等與和諧,因為它漠視這種秩序帶來的個人之間的不平等、貧富分化和不自由(市場的非人身強制);并且諱言這種秩序產生的民族之間的不平等、不正義。這種國內的不公平是通過自由主義國家的壓制來獲得穩定,沃勒斯坦就說,自由主義國家是一個“強國家”,是一個“能夠保護他們(資產階級)免于工人不滿的破壞性影響”的國家④。國際的不平等是通過殖民統治來維護的。
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是一種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秩序。它是英國主導下的國際分工的產物。它的機制和意識形態無不體現著市場自由的法則,在市場自由競爭的背后是先行工業革命的英國競爭優勢。然而,在這種國際分工中產生的國際生產關系是,不發達民族處于被剝削、被奴役的依附從屬地位,發達的工業化處于剝削與統治的主宰地位。這種秩序隨著英國的經濟優勢在發達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競爭中逐步喪失而受到挑戰。 美國治下的世界秩序 戰后美國治下的世界秩序的特點是:福利國家及其國家干預下的市場、美國領導下的多邊國際協調,以及作為最后執法者的美國擁有的軍事實力和它領導的軍事聯盟。美國把發展中國家納入其中的方式已經不同于傳統的殖民統治。它更多地借助經濟援助、軍事援助和跨國公司。在這一秩序背后的意識形態是一個所謂的“嵌入式的自由主義”⑤(embedded liberalism)。
這一秩序產生的條件:一是美國超強的經濟實力,二是戰后美國協調國際分工的能力。1890年美國的經濟產值已經名列世界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是世界上公認的超級大國,其經濟指標遠超其他國家,并且擁有巨大的技術和科技人才優勢,是世界上名副其實的全能超級強國。這種經濟基礎使美國具有重塑世界秩序的物質能力。
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濟根源,是工業化的發展使得原來的分工格局不能滿足工業化大國經濟不平衡發展的需要。資本主義大國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形成經濟規模以及壟斷,對內要求整合市場,對外要求擴展市場。不平衡的發展使得后起大國要求重新瓜分市場,重建新的分工格局。它帶來的政治結果是殖民主義瓜分世界的新狂潮和帝國主義戰爭。而且,海外市場和殖民掠奪帶來的高額壟斷利潤回饋國內可以緩解國內的社會矛盾,適應新興的福利國家的需要。這樣,大國爭奪市場與國際分工主導權最終釀成了兩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帶來了資本主義空前的危機。為此,資本主義國際的協調需求突顯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建立的一系列國際經濟體制如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貿總協定等實現了這一協調。由于戰后美國超群的實力,使之有能力在此歷史機遇下擔負起協調的領導責任。
戰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安全保障是由美國建立的軍事同盟體系來實現的。這一軍事同盟一是遏制社會主義陣營對資本主義分工體系的“侵蝕”,武裝保衛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二是把各個資本主義大國的軍事力量置于美國的管理之下,使之失去通過武力再次爭奪市場的可能和條件。這既是安全的保障,也是一種安全與政治的協調。
面對戰后到來的民族解放運動,美國一方面反對舊式殖民主義,一方面通過軍事援助、經濟援助和跨國公司,把新興的民族國家納入到新的世界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之中,鼓勵和支持這些新興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必要時通過軍事干涉與顛覆來維持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主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