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分工格局的結構及特征

在多重因素的助推下，國際分工不斷發展和演進，逐漸形成了當今“三重國際分工”的格局。

三重結構的金字塔國際分工格局。筆者以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國家定位標準為基礎，結合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將美、加、日、德等24個國家劃分為發達國家，將中、印、韓、新（加坡）等16個國家（地區）劃分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其余歸為發展中國家（地區）。②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各國在世界貿易中所占比重及變化趨勢，各國在初級產品、資源型產品、低技術產品、中技術產品和高技術產品貿易中所占比重及變化趨勢，以及各國在初級產品、消費者、半成品、零部件和資本品貿易中所占比重及變化趨勢進行了對比分析。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在“三重分工”格局中居“國際分工金字塔”上層，發揮主導作用，主要生產零部件和資本品等中高端技術產品，位于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生產環節，但近年來其比較優勢、競爭優勢及塔中占位重心出現下滑趨勢。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居“金字塔”中位，主要生產低附加值的低技術產品，且有鎖定傾向；中高端技術產品的生產和貿易則主要體現在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最終消費品的組裝環節；而在高附加值零部件的生產環節則明顯存在劣勢。不過，近年來其塔中占位重心有上移趨勢。其他發展中國家在“三重國際分工”格局中居“金字塔”下層，主要為發達國家與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提供初級產品，不過近年來其低技術產品的生產獲得一定發展，分工地位有所提高。

發達國家位居金字塔上部。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穩居當今國際分工金字塔頂端。它依靠技術創新和知識經濟從事最高附加價值產品的生產和貿易，壟斷全球經濟運行規則和技術規則的制定權引領世界經濟發展潮流。在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產品和新技術領域里保持了強大競爭優勢，在金融、保險和專利特許經營等跨境貿易領域獨領風騷。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通過實施世界經濟再平衡戰略和產業回流政策，加之3D打印技術、頁巖油技術和智能化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美國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競爭優勢得到進一步鞏固。德國之所以能在當今國際分工格局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主要緣于它能在資本品的研發和生產兩個方面都擁有絕對優勢，長期處于壟斷地位。英國依靠長期在全球范圍內提供創新金融服務確保了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穩中有升，這主要得益于上個世紀80末年代至90年代進行的大規模結構性調整。日本因長期從事汽車、家用電器和攝影器材等資本技術密集、附加值較高的最終消費品生產以及技術密集的中間品生產，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居于有利地位，但受消費產品生命周期影響，近年來其競爭優勢有所削弱。

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位于金字塔中下部，總體呈上移趨勢。從總趨勢來看，新興工業化國家在當今國際分工格局中地位有所提升、競爭力有所增強，但發展不平衡。“亞洲四小龍”仍然保持較強上升勢頭，其典型代表當數韓國。作為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韓國在當今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之所以能夠穩步上升，主要得益于政府實施了適宜的教育、金融、外貿、知識產權和產業政策，有力助推了韓國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及時向資本密集型、繼而向技術密集型、最后向知識密集型轉變和升級。就發展起點和人口體量來看，“金磚五國”國際分工體系融入速度之快、地位提升速度之快都是罕見的。中國是最成功的代表。它以發展“加工貿易”的外向型經濟為突破口，通過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設立特區、減免關稅、出口退稅等制度安排，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主動積極參與產業內和產品內國際分工，并在短短30多年時間內完成了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過渡，成功實現了從國際分工格局的最底層到中間層的跨越與騰飛，其國際分工地位和對國際分工的影響都不可小覷。但是，當前中國仍以生產附加值較低的低端技術產品為主，中高端技術產品的生產與貿易僅停留在附加值較低的組裝出口環節，高附加值的零部件中間品研發與生產均處于比較劣勢。在勞動力成本的低端比較優勢逐漸喪失而高端比較優勢尚未形成之時，又遭遇發達國家的激烈競爭，未來中國在新國際分工格局中的處境將變得異常艱難。此外，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俄羅斯、南非、巴西等國尚未擺脫對全球大宗資源產品的嚴重依賴，產業結構升級難度較大，這將大大壓縮上述國家在國際分工格局中地位提升空間；作為經濟發展新秀的印度近期的增長有上乘表現，但畸形的產業結構、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僵化的土地制度與勞工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融入國際分工體系的競爭力。

國際分工體系演進的啟示

不平等性是國際分工體系中國際價值轉移的根本原因。始于地理大發現的國際分工一開始就被賦予了不平等屬性。國際價值理論和依附理論對舊時國際分工體系的不平等性早有翔實闡釋。馬克思認為，生產商品的勞動價值是商品交換的基礎，國際分工與交換在本質上是勞動超越一國國界的分工與交換，但“價值規律在這里有了重大的變化，或者說，……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富有的國家剝削比較貧窮的國家”。③普雷維什（1949）也指出，世界經濟體系由生產結構同質的“中心”和異質的“外圍”組成，因技術水平的差異，兩者之間進行的“工業品”與“初級產品”交換是不對稱的，并非如古典經濟學家所言“互利互惠”。一百多年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盡管世界經濟出現了諸多新特點，但國際分工體系這一屬性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沃勒斯坦（2013）運用“中心、半邊緣與邊緣”概念刻畫了世界體系中的國家定位和價值轉移問題，力透紙背。在當今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內和產品內的國際分工體系中，發達國家位于體系中心，憑借對創新現代科技和創制世界經濟運行規則的壟斷，生產并交換高附加值產品，邊緣國家生產和交換低附加值或初級產品，半邊緣國家是界于中心和邊緣的混合體，一方面剝削邊緣國家，另一方面又受中心國家剝削。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以及廣大后發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主要不在于廢舊立新，而在于結合本國國情尋求合理路徑，提升本國及企業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以獲得國際不平等交換帶來的價值轉移，才能逐漸改變本國及其企業在世界分工格局中所遭遇的不利局面。當然，先進國家為了鞏固其既有分工地位和既得分工利益，必然百般阻撓落后國家的挑戰，這就預示未來相鄰層次國家間的經濟斗爭注定是異常激烈的。

對后發國家來說，比較優勢是參與分工的前提，競爭優勢是地位提升的關鍵。從國際分工演進史來看，李嘉圖“兩害取其輕，兩利取其重”的比較優勢理論首次從勞動生產率差異的角度解釋了國際貿易發生的基礎和開展國際自由貿易的依據，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時至今日，它依然是許多國家選擇外貿政策的理論依據。后發國家往往人口眾多、自然資源豐富，具有天然要素比較優勢，因此出口勞動、資源密集型產品或初級產品，進口本國急需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引進高新技術，是其參與國際分工的不二選擇。林毅夫、李永軍（2003）指出，發展中國家只有充分依靠和發揮其比較優勢才能培育競爭優勢，從而最大限度地促進自己經濟發展。但從動態觀點看，在當今價值鏈國際分工體系下，國際貿易利益分配向擁有技術優勢的發達國家傾斜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后發國家抱守殘缺，始終堅守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放而忽視高新技術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就可能遭遇“比較優勢陷阱”。E·波特（2002）認為，一國的資源稟賦比較優勢并不等于其產業和產品的國際競爭優勢，這種競爭優勢正是一國興衰的根本，贏得國際競爭優勢的關鍵則在于是否提供適宜的創新機制從而培育充分的創新能力。戰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依靠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依靠不斷創新成功實現向競爭優勢過渡，從而奠定了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有利地位；然而，拉美各國卻一直停留在發揮比較優勢的階段從而最終沒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運。

走自主創新為主、從干中學為輔的創新路線是后發國家培育競爭優勢的主渠道。國際分工演進史上，多個國家（地區）能成功實現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嬗變，原因不盡相同，但其經驗卻一致表明：不斷創新才是培育國際競爭優勢、提升國際分工地位的有效手段。所謂創新，是企業采用創新的知識、新的技術、新的工藝，運用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經營管理模式，以提升產品質量，開發新產品，提供新服務，來占領市場、實現市場價值的過程。在生產過程已被高度碎片化的當代價值鏈國際分工背景下，大多數后發國家雖然已經清醒認識到創新對于實現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蛻變的重要價值，但卻在“自主創新”和“從干中學”孰優孰劣的問題上面臨兩難選擇。一方面，受新增長經濟學家阿羅（K.J.Arrow）的思想影響，后發國家從事低技術含量產品的專業化生產或高技術含量產品的組裝生產活動，試圖通過“從干中學”實現技術創新目的，但在研究設計與加工生產分離、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條件下，內有僅靠技術引進便可獲取暴利的負向激勵，外有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競爭優勢不斷得以強化，“干中學”的收獲物至多也就是生產技術和標準化技術，鮮有創新技術。④另一方面，對于一個資金短缺、技術落后、教育水平低下、市場經驗匱乏的后發國家來說，從事自主創新也絕非易事。國際分工發展史的經驗表明，政府實施適宜的教育、金融、外貿、知識產權和產業配套政策，走以自主創新為主、兼顧“從干中學”的創新路線是后發國家培育競爭優勢、實現分工地位提升的主要路徑選擇。

實現政府角色轉變以適應培育國際競爭優勢、提升國際分工地位的客觀要求。在早期國際分工體系下，國家假以武力開疆拓土建立起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國際分工格局從而確立起分工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即使是在世界市場最終形成、壟斷資本已廣泛參與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背景下，主要參與國依然使用炮艦政策以維護其地位。二戰后，跨國企業日益取代國家成為塑造國際分工格局的主體。為適應新形勢，政府作為國家的代表，其職能已發生重大轉變；在地位高低和利益多少主要取決于技術創新的當代國際分工格局下，政府職能更趨復雜化。這對于嚴重缺少市場經濟管理經驗和國際分工參與經驗的后發國家來說，政府的角色與職能選擇尤其重要。首先，建立市場經濟通行規則以取代行政管控是融入國際分工體系的前提；其次，依據其國情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方向作為切入點是基礎，如中國的加工貿易、新加坡的金融與通信等；第三，制定適宜的教育、金融、外貿、知識產權和產業政策以及財稅配套政策是確保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轉變的關鍵，如支柱產業發展的先后順序、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弱等，防止出現低端產業鎖定現象；第四，大力培育具有前瞻性和引領性的創新龍頭企業和民族品牌參與國際競爭；第五，主動加入國際經濟組織和區域性經濟組織，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活動，一起建立國際協調機制，共同謀求與國際分工地位相符的分工利益。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教授李后強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495頁。

②美、加、日、德、法、英、澳、新（西蘭）、荷、意、西（班牙）、葡萄牙、比、盧、愛（爾蘭）、冰、挪、瑞（典）、芬、瑞（士）、以、奧、丹、希等24個國家劃分為發達國家，韓、新（加坡）、香港、臺、中國、印度、俄、南非、巴西、阿根廷、墨、土耳其、印尼、馬來西亞、菲和泰等16個國家（地區）劃分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其余為發展中國家（地區）。

③《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2～294頁。

④DhanoosSutthiphisal, "Learning-by-doing and the Geographic Links BetweenInvention and Production:  Experiencefrom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NBER Working Paper 12469, August,2006.

參考文獻

Sutthiphisal,2006, "Learning-by-doing and the Geographic Links Between Invention andProduction: Experience from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NBERWorking Paper1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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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the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and Its Insight

Yang Wenwu  Luo Wenbao

Abstract:With a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using competitive means to grab the profit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apowerful driving forc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marked by innovation provides materialfoundation and protec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labor, and the wide participa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provides theprimary-level foundation for the dee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 the help of multiple factors, the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has developed and evolved gradually, formingthe pattern of the "three-layered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at the upper part of the pyramid, showing anoverall downward trend; the emergi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countries are located in the middle to lower part of the pyramid, showing anoverall upward trend. Inequality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transfer ofinternational valu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For thelate-starter countrie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the premise ofparticipation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thekey to enhancing the status; taking the innovation path of focusing on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being supplemented by learning by doing is the mainchannel for cultivat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realizing the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promoting the status of the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Keywords:internationaldivision of labor, the world pattern, inequal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revoluti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作者簡介】

楊文武，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世界經濟。主要著作有《印度經濟發展模式研究》《中國四川與南亞區域經貿合作研究》等。羅文寶，長江師范學院管理學院講師，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