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綜觀國際分工演進史，以競爭手段攫取分工利益是國際分工演進的強大內驅力，以創新為標志的科技革命給國際分工的演進提供了物質基礎和保障，跨國公司的廣泛參與為當代國際分工的深化與發展提供了微觀基礎。在多重因素的助推下，國際分工不斷發展和演進，逐漸形成了當今“三重國際分工”的格局。發達國家位居金字塔上部，總體呈下移趨勢；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位于金字塔中下部，總體呈上移趨勢。不平等性是國際分工體系中國際價值轉移的根本原因。對后發國家來說，比較優勢是參與分工的前提，競爭優勢是地位提升的關鍵；走自主創新為主、從干中學為輔的創新路線是培育競爭優勢的主渠道；實現政府角色轉變是培育國際競爭優勢、提升國際分工地位的客觀要求。
【關鍵詞】國際分工 世界格局 不平等性 科技革命 跨國公司
【中圖分類號】F11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9.005
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發展戰略最終將外化為國際分工地位和利益分配份額。一國發展戰略能否適應國際分工發展的內在要求，從而幫助該國準確定位其比較優勢、有力助推其競爭優勢形成，從而提升其分工地位和擴大其分工利益，主要依賴于能否深刻洞悉分工演進規律和準確把握分工演進階段性特征。因此，加強對國際分工體系演進規律與特征的研究，對一國發展戰略抉擇具有重要意義。自亞當·斯密以來，已有大量經典文獻對此予以高度關注，如比較優勢論、國際價值論、“中心—外圍”論、協議分工論和競爭優勢論等。本文擬以前人研究成果為基礎，圍繞當今國際分工領域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采用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國際分工體系演進的規律進行探討，以期對后發國家的戰略決策有所借鑒。
1980年代前國際分工體系演進的歷史回顧
史前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交換和消費活動被局限在狹小范圍內，那時的三大社會分工還不能稱為國際分工。現代意義上的國際分工肇端于地理大發現，到1980年代前，它已歷經萌芽、形成、發展和深化四個階段，其階段性特征因演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
國際分工體系的萌芽。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的“探索時代”（Ageof Discovery）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新大陸”發現后，世界市場初露端倪，國際貿易迅速擴大，從而導致了傳統家庭手工業極速瓦解和分化，一種以資本雇傭勞動關系為基礎的新生產組織形式——工場手工業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商業資本家在利潤的驅使下為擺脫國內市場的束縛，開始開辟國外大市場，于是，生產和消費開始在一個更廣闊的時空上得以分離。這種為滿足國外市場需求所從事的專業化生產活動的出現，標志著國際分工進入萌芽階段。
國際分工從一開始便充滿暴力與血腥。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等早期殖民主義者用超經濟手段在亞、非、拉等地開疆拓土、搜刮掠奪，通過驅趕奴隸勞動、開山采礦、創建種植園，建立起了農場主制度，正是這種特別的殖民制度使早期的國際分工體系即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分工體系得以確立。殖民地為宗主國源源不斷出口熱帶作物等原材料，又從宗主國進口“價廉物美”的工業品。盛行一時的“三角貿易”就是萌芽時期國際分工的具體表現形式。
萌芽時期的國際分工體系主要特點有：宗主國強勢主導而殖民地被動參與；主體參與度不高，市場規模較小；分工與交換多在產業間進行屬垂直型分工；各國皇室或政府成為分工最主要的推手，暴力是鞏固霸主分工地位最主要的工具；利益分配的多寡取決于分工地位的高低。可見，國際分工體系一開始就被打上了鮮明的剝削和不平等的烙印。
國際分工體系的形成。開始于18世紀60年代直到19世紀60年代完成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標志著國際分工的形成。這次工業革命得益于紡織部門間螺旋式互動助推誕生的蒸汽動力，新型動力從根本上改變了工業組織形式，使資本主義從工場手工業過渡到機器大工業時代。機器大生產提升了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能力，這迫使企業開拓新的產品銷售市場和尋求新的原料產地。于是，以英國為代表的殖民宗主國依靠堅船利炮炸開廣大亞非拉國家的大門，廉價的工業品像潮水般涌入這些國家。亞非拉國家的自然經濟基礎被瓦解，傳統經濟結構被打破，逐漸變成殖民主義者的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待宗主國工業化完成之時，部分亞非拉國家或地區則淪為嚴重依附宗主國的農業國。這樣，一國范圍內的城鄉區域分工和工農部門分工，逐步演變成世界城市與世界農村、先進工業國與落后農業國之間的分工。至此，國際分工體系最終形成。
英國是產業革命的先驅，生產力水平高，國際競爭力強，處在國際分工中的中心地位，同時代其他國家無法望其項背。因此，恩格斯說：“英國是農業世界偉大的工業中心，是工業太陽，日益增多的生產谷物和棉花的衛星都圍繞著它運轉。”①這一時期的國際分工，從范圍和規模來看，已有較大拓展，部分亞非拉國家被卷入國際分工體系之中，國際經濟活動日趨頻繁；垂直型產業間分工是主要分工模式，殖民地和附屬國進口英國工業品的同時又為英國市場提供農作物，如印度提供棉花、黃麻，澳大利亞提供羊毛；性質上，國際分工的資本主義剝削性依舊，掠奪性和不平等性較之萌芽時期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國際分工體系的發展。國際分工體系的發展始于第二次產業革命，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電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以重化工業發展為中心的第二次產業革命，極大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國際分工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首先，全球生產規模空前擴大，為國際分工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從1870年到一戰前夕的四十多年時間里，全球工業總產值增長4倍，同期國際貿易額增長3.2倍。其次，交通運輸和通訊革命為國際分工的擴大創造了條件。這次產業革命以重化工業為主，鋼鐵、石油、機械工業的快速發展助推了全球火車時代和輪船時代的到來；同時，電報開始在全球范圍內使用和普及，方便了全球的信息溝通。這樣，限制分工發展的交通和通信桎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除，更多的國家和地區被納入國際分工體系。再次，壟斷資本的形成將雇傭勞動方式移植到全球，實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化，拓展了國際分工的廣度和深度，豐富了國際分工的內涵，促進了國際分工的發展。
這一時期的國際分工，規模空前擴大，參與主體大幅增加；實現方式不僅有商品交換，更有資本輸出。傳統的垂直式產業間分工模式向縱深發展的同時，水平式產業內分工已初露端倪。此外，老牌英國遭遇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和德、法、美、日等帝國新秀崛起的雙重挑戰，實力有所削弱，體系內的矛盾和不對稱性在加劇。
國際分工體系的深化。二戰后至1980年代初是國際分工深化發展的階段。多重因素促成戰后國際分工深化與擴大。首先，第三次科技革命為其深化與擴大創造了物質條件。這次革命是迄今為止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一次科技革命。受其影響，世界生產力水平急速提升，生產規模空前擴大，產品日益多樣化和差異化，運輸速度大幅提升、運輸成本大幅下降，世界各國更加依賴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海量增長。其次，戰后舊有殖民體系瓦解，大批獲得政治獨立的新興民族國家逐漸走上發展經濟的道路，它們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也獲得明顯改善，這是戰后國際分工深化與擴大的重要保障。再次，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對戰后國際分工的深化與擴大也發揮了重要協調作用。
戰后國際分工的特征已有重大變化。首先，市場主導的水平型產業內分工逐漸取代傳統的垂直式產業間分工成為主要分工模式，產品差異化和規模經濟成為國際分工的重要依據。其次，分工主體開始出現多元化趨勢，經濟制度不同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地區）共同參與到分工體系之中，結束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再次，雖然民族國家在戰后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隨其實力的增長有所改善，但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在經濟和技術實力上懸殊，國際分工體系的南北矛盾依然突出。
198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體系演進的趨勢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在科技革命的繼續推動下，經濟全球化浪潮興起并向縱深推進，世界經濟出現了諸多新現象和新問題，國際分工體系演進呈現出一些新趨勢和新特征。
國際分工發展的新背景。第一，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主要潮流，全球多邊協定和地區一體化安排在齟齬前行。一方面，科技進步為生產要素全球配置既提出新要求又創造了條件，在世界經濟組織的制度保障下，經濟全球化成為1980年代以來銳不可擋的最主要世界經濟現象。1980～2014年，全球貿易額從2.4萬億美元增長到18.7萬億美元，增長7.8倍，松巴特（1903）“國際貿易重要性削弱”預言并沒實現。另一方面，貿易創造效應和保護民族經濟等理念也催生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高潮迭起，近年來，全球多邊貿易談判屢遭挫折，部分國家（地區）通過升級已有區域組織或締結新區域協議的辦法強化了這一趨勢。如2008年金融爆發危機后，美國主導的TPP和TTIP的談判進度明顯提速，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大事，這無疑給當前國際分工的演進帶來變數。
第二，隨著國別界限的日趨弱化，跨國企業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微觀主體。地理大發現之后，參與國際分工的主體主要是國家（早些時候是皇室），這一現象一直持續到二戰爆發。戰后，國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主體地位有所弱化，企業日趨活躍。跨國公司最早產生于19世紀中后期，但作為主要主體參與國際分工體系卻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1980年代初，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深受“滯脹”困擾，國際競爭非常激烈，發達國家的大批企業在利潤和成本的雙重擠壓下，開始謀劃全球發展戰略，即在世界范圍內布局其生產活動，配置其生產資源，以實現利潤最大化。于是，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開始在世界經濟活動中嶄露頭角。截至2012年底，全球跨國企業母體已由1987年的2萬家飆升至8萬多家，資料表明，當前，跨國企業控制了世界生產的50％，國際貿易的60%～70%，國際技術貿易的80%～90%，對外直接投資的90%。跨國企業的參與必將大大影響國際分工格局。
第三，基于全球價值鏈的離岸外包服務日益成為當前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跨國企業為擺脫內部資源的約束，對生產流程進行分解，保留其附加值較高的核心資源，將非核心資源以合同形式外包給外部專業化公司，動態配置自身和其他企業功能和服務，從而實現其利潤最大化目標。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產業轉移不斷深化，基于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的離岸外包服務正在形成。當前，以汽車、計算機、航空、通訊終端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跨國企業通過FDI或產業轉移方式組成生產型價值鏈，而以服裝、鞋、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代表的國際品牌制造商和零售商，通過全球采購、OEM（代工）和ODM（原始設計制造）等方式形成購買型價值鏈。跨國公司主導離岸外包服務已延伸至世界每個角落，塑造著現代國際分工格局。
第四，全球范圍內的產業轉移和發達國家產業回流并存。當前，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以無形資產投入為前提、以發展教育為首要途徑、以促進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為目標的新經濟形態——知識經濟正悄然興起，新的產業業態和商業模式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這將為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范圍內的產業梯度轉移繼續提供強大支撐。但是，由現代通信與信息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行業技術和智能控制技術匯集而成的針對某一個生產或生活領域的“人工智能”應用大有蔚然成風之勢，這在一定程度上紓緩了發達國家勞動力成本約束之困；同時，3D技術的出現也可能破解長期以來困擾工業界的“規模化柔性生產”難題，一旦上述兩項技術成熟，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發達國家產業回流趨勢的到來，從而影響國際分工格局。
此外，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一些更新的世界經濟現象接踵而至，如大國比較優勢的相對變化、大國發展戰略的急速調整、國際地緣政治變化等，可能也會對國際分工格局產生一定影響。
198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體系的新特征與新趨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從分工模式來看，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國際分工已成為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和趨勢。基于要素比較優勢，早期國際分工主要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展開，形成發達國家以工業品交換不發達國家初級產品的產業間垂直分工體系。二戰之后，基于產品的差異化和規模經濟，國際分工主要發生在發展水平相近的工業國之間交換同類產品，從而形成產業內分工體系，發展中和不發達國家被邊緣化，無緣國際分工利益。當前，順應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發達國家勞動力成本高企的趨勢，跨國公司將生產環節碎片化，動態配置自己和外部的資源，將附加值較低的生產環節外包給發展中國家的專業化公司，僅在國內保留附加值較高的核心零部件、研究和營銷等環節，這種模式帶動了以零部件為主的中間產品貿易迅速增長。與之相對應，一種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產品內國際分工體系成為當前最主要的分工模式。在這種國際分工體系中，雖然絕大部分分工利益為跨國公司及其母國所有，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能參與高端產品生產也算大大降低了國際分工的準入門檻。隨后的路徑方向取決于是繼續維持其比較優勢以鎖定價值鏈低端，還是通過模仿、學習和創新獲取競爭優勢從而向價值鏈的中高端遞進。
第二，從分工主體來看，盡管融入當前國際分工的主體呈多元化趨勢，但各參與主體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和話語權卻因經濟、技術實力懸殊和規則與標準制定權被壟斷而存天壤之別。在早期的垂直分工體系中，不發達國家只能以殖民地或附屬國的身份為工業國或發達國家提供原材料或初級產品，暴力成為維持不平等分工體系的主要手段；二戰之后的水平分工格局直接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排斥在體系之外。當前，在立體型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除極個別實行封閉經濟的國家外，其余國家或地區均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中，其數量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還要多，既不區分發展水平的高低，也沒有制度選擇和地理區域的不同，都可以其比較優勢在當今全球價值鏈分工網絡中形成一個節點，發揮其職能，獲取其利益。但是，國際分工體系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卻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少數發達國家的手中，世界生產活動的大部分技術標準也被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所壟斷。
第三，從分工基礎來看，基于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對國際分工的作用在削弱，以現代科技創新為標志的競爭優勢日益成為當代國際分工的基礎。自國際分工萌芽以來的幾百年時間里，國際分工始終以資源稟賦狀況的國際比較優勢為基礎，這種分工模式主要產生于自然條件的國際差別。例如，沙特、科威特、伊朗、伊拉克等中東國家盛產并出口石油，澳大利亞、巴西和印度盛產并出口鐵礦石，北歐國家盛產并出口木材等，這些國家的比較優勢是以獨特的自然條件優勢為基礎的。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科技創新和發展戰略為標志的國際競爭優勢對國際分工格局的影響越來越大，以此為基礎的技術型分工替代資源型分工已成國際分工的必然趨勢，這種分工模式產生于科技創新、產業配套、發展戰略等因素的國別或企業差別。例如，當代的發達國家實行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戰略，其跨國公司重點發展技術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服務業；新興工業化國家則著力發展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而發展中國家則推行工業化戰略，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一般的技術型產業。
第四，從國際分工機制來看，出現了全球多邊協定被弱化而區域安排增強的趨勢。在二戰前舊有國際分工格局下，宗主國與殖民地或附屬國的地位是不對等的，其機制安排屬于典型的暴力強權式。二戰后，鑒于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沉痛教訓，以及出于穩定國際經濟秩序和盡快重建世界經濟的需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1995年后發展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等組織應運而生。日后，三大組織通過大量多邊協定的機制化安排，對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和促進國際經濟分工格局朝積極方向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是支撐戰后世界經濟體系的強大支柱和維護國際分工體系的重要協調機構。其間，區域性安排也不乏多次出現，但基本上是全球多邊協定的有益補充，并沒有對那些著眼于全球發展的國家或地區的國際分工地位造成實質性影響。本世紀以來，區域經濟一體化再次掀起浪潮（如TTIP、TPP和RCEP），而且部分區域安排目標明確，就在于用高規格、高標準排斥潛在競爭者，邊緣化全球多邊協定。國際分工機制的這種區域化安排趨勢是否會給部分國家或地區特別是新興發展中國家造成負面影響、從而加劇世界經濟發展內部矛盾，還有待觀察。
驅動國際分工體系演進的動因
綜觀國際分工演進史，推動國際分工演進的主要動力有以下幾個方面：
以競爭手段攫取分工利益是國際分工演進的強大內驅力。小島清（K.Kojima）協議分工理論的合理內核在于解釋了某些水平型國際分工現象，但它無法從根本上回答長焦和廣域視角的國際分工問題。推動國際分工演進的根本動力在于國際分工主導者以競爭手段而非協作方式實現對國際分工利益的攫取，整個國際分工史就是一部世界各國以競爭為手段的逐利史。在國際分工的早期，競爭表現為野蠻性和國家主體性。西班牙吞并葡萄牙，荷蘭戰勝西班牙，英國打敗荷蘭和法國，協約國戰勝同盟國，同盟國打敗軸心國，世界如同走馬燈似的變換著“霸主”。可以說，正是野蠻競爭——戰爭才直接成就了早期殖民主義者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二戰以后是國際分工深化發展時期，由于殖民體系被瓦解，強國依然采用野蠻競爭手段維持自己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存在顯然已行不通，從根本上說它已被制度化、規范化、“公平”化的文明競爭所取代；而且，國際分工體系中主體也發生深刻變化，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日益成為操作國際分工的主要角色，昔日主體——國家也從國際分工的前臺退到幕后，為本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政策和環境支持。
在國際分工演進過程中，盡管競爭變幻莫測、形態各異，但競爭的目的性都非常明確和單一，那就是追逐和攫取利益。在早期國際分工格局下，分工利益和財富源源不斷流入宗主國，大英帝國的發跡史生動表明當時以野蠻競爭手段推動國際分工發展的重要性。戰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導了當代國際分工格局，它們及其代表跨國公司憑借科技優勢，掌握了當代國際分工規則制定的話語權，正在分享國際分工帶給它們的盛宴。
以創新為標志的科技革命給國際分工的演進提供了物質基礎和保障。科技革命對國際分工的推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這一點可以從歷史和邏輯兩個方面獲得得解釋。首先，從歷史經驗來看。一是科技革命成就越大、范圍越廣，國際分工發展就越快、越深入。截至目前發生的三次科技革命，后一次總比前一次規模更大、范圍更廣，而與之對應的國際分工的演進也更快、更深入。二是誰先掌握和主導科技革命，誰就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中居領導地位。英、德分別執一次和二次科技革命之牛耳，美日在第三次革命中占優勢，它們都無可爭辯地問鼎相應國際分工格局。三是科技革命發生時間與國際分工劃分階段具有高度同步性。迄今為止發生的三次科技革命，分別對應了國際分工的形成、發展和深化三個階段。其次，從邏輯來看。一是科技革命奠定了國際分工的物質基礎，科技創新創造了大量勞動產品和社會財富，產品和財富的跨國交換正是國際分工體系形成的重要基礎；二是不同地域科技創新的非同步性是國際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深化發展的重要條件；三是科技創新的螺旋式前進方向為國際分工演進提供了發展路徑；四是物流革命增強了商品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性，提高了流通效率，而通訊革命又為全球之間的信息傳遞提供了便利，增強了時效性，這些都為國際分工形成與發展提供了保障。
跨國公司的廣泛參與為當代國際分工的深化與發展提供了微觀基礎。產業組織理論認為，企業優于一般手工工場和家庭作坊的全部意義在于社會分工，而跨國公司的創新之處就在于：以成本最小化為準則，將這種社會分工延伸至國際范圍，并深入到價值增值的各個聯結點上，在全球生產鏈上布局其全部生產經營活動，以實現其企業全球化發展戰略。較之整個國際分工演進史，跨國公司廣泛參與分工體系之中盡管是短暫的，但它卻在當今世界經濟活動中承擔了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貿易、離岸外包服務、技術貿易等活動的主要角色。跨國企業開展和參與大量國際經濟活動，有效推動了世界市場規模的擴大；反過來，世界市場規模的擴大又促進國際分工的深化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跨國企業已成為國際分工體系演進的重要推進器。此外，跨國企業還不斷促成專業化知識分工日益突出、全球產業價值鏈不斷被拉長、國際經濟交易成本的節約等，從而推動國際分工的深化和擴張。雖然跨國企業還無法完全取代國家或政府在國際分工演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其主體地位已迅速提升，影響力不斷擴大，日益成為國際分工深入發展的微觀基礎和主導力量。
推動國際分工發展的動力除上述三大主要因素外，參與國際分工體系主要國家的資源稟賦狀況、國家發展戰略、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價值觀念等因素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左右國際分工體系演進的規模、速度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