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是黨和國家的一項大工程，也是國家治理理論的一篇大文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qū)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進一步深化國家治理理論研究，同樣離不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這一有力思想武器。這就需要我們在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把握時代發(fā)展趨勢、著眼中國現(xiàn)實問題，對“堅持什么”、“繼承什么”、“抓住什么”以及“注重什么”這四個重要問題作出回答。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國家觀

研究國家治理理論，離不開“什么是國家”、“什么是治理”以及“怎樣治理”這三個基本問題。其中，后兩個問題的探究深度依賴于對前一個問題的正確解答。列寧曾說過，“國家問題是一個最復雜最難弄清的問題，也可說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 。法國那個被馬克思譏笑為“淺薄”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巴師夏甚至曾打算懸賞100萬法郎，招募到在當時能對“國家”下一個準確、簡單而又能夠理解的定義之人。幸而，現(xiàn)代工人階級有馬克思主義這個“哲學的大腦”，唯物史觀已然正確地揭開了這個理論奧秘——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法蘭西內戰(zhàn)》《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國家是階級統(tǒng)治的“政治形式”、是特殊的暴力機器以及國家必須履行社會管理等公共職能。今天，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對于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最根本的意義，在于正確回答了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立場問題和國家職能邊界問題。

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最大的不同，是其本身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tài)屬性。理論的立場問題，即其背后的價值觀，核心是“為什么人”。社會主義國家與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占統(tǒng)治地位的國家最大的不同，是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國家治理的根本目的是真正為了實現(xiàn)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內含一個重大的理論誤區(qū)，就是用資本主義話語中的“民主”替代了馬克思主義話語中的“人民主權”。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在立場問題的兩個缺陷，即“選舉時漫天許諾、選舉后無人過問”以及“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社會主義制度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對立面和取代物，在國家治理的實踐中要做到以資本主義為鑒，始終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在提出新發(fā)展理念的同時強調“以人民為中心”，是對“以人為本”的準確解讀，確證了處于發(fā)展之“中心”、之“本”的人，是唯物史觀中“現(xiàn)實的個人”。落實好這一點，最重要的是要創(chuàng)造條件讓最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到國家治理中來。各級政府機構要把前一階段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成果，落實為時時處處問政于民、問計于民、問需于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眾對于政府公共服務的質量最具有評價權，通過發(fā)展社會主義協(xié)商民主等方式能夠最大程度地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集中群眾智慧和力量，為群眾的“改革獲得感”找尋現(xiàn)實來源。

社會主義國家職能邊界問題，是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同馬克思主義爭奪話語權的一個焦點所在。西方政治理論指認社會主義國家“缺乏民主”、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提出“政府失靈”，不得不說在理論上是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在當今“西強我弱”這樣一種輿論格局中，我們要保持應有的戰(zhàn)略定力，應當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思想中去尋找答案——《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有一句話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即“因為國家是統(tǒng)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xiàn)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xiàn)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結論：一切共同的規(guī)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獲得了政治形式”。這句話的當代價值，在于啟示我們國家的基本職能是由國家本質決定的。現(xiàn)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并不存在所謂“沒有國家的治理”。圍繞給資本家增稅還是減稅、對壟斷私企規(guī)制還是放任等問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每一天都存在著極大的爭論。在當前日趨復雜多樣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下，盲目主張削弱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職能，對內過不了求穩(wěn)定求發(fā)展保民生這一關，對外過不了西方世界圍堵制衡這一關，到頭來勢必會犯下習近平總書記經常警示的“顛覆性錯誤”。社會主義國家職能的具體邊界不是靜態(tài)的、一成不變的，我們對此應當堅持發(fā)展的眼光。在這一點上，中國一是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攸關國家安全的領域，黨和政府都不應該也不能夠簡單地輕言“退出”；二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在市場能夠發(fā)揮決定性作用的領域要大膽放手，鼓勵市場發(fā)揮出應有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