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關于中國與全球治理體系互動關系的研究。中國所選擇的改革開放、和平發展的漸進過程，從某種角度講，就是中國逐步融入、參與、完善和構建現有國際制度體系的過程。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在對待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問題上，中國堅守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的立場，對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規則體系持批判態度。在進入到改革開放階段之后，中國認識到自身在國際機制創設的基礎和能力方面有諸多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應客觀看待那些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制定的國際規則體系，為我國的生存和發展爭取到有利的國際環境。近年來中國對參與國際機制和國際組織表達了清晰的立場，國內政界學界“在與國際接軌”等方面已經形成廣泛共識。在維護國家利益和堅持原則性立場的前提下，中國對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態度實現了由“革命者”到“積極參與者”、“創建者”的角色轉換。邢廣程認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是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的應有之義。胡鍵認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是從學習、適應到融入的過程，其指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進程不僅受全球治理的價值、目標、工具、制度的制約，也受中國自身的國際角色定位和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束縛，對于如何解決自身存在的障礙性因素給出了對策和建議。陳友駿認為，“中國夢”的提出以及中國全球經濟治理觀的輸出，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際經濟體系的完善明確了的核心交匯點—改革創新，而改革創新的核心理念是中國治理國內與全球兩個不同層級經濟對象的同一精神紐帶。曹亞斌從安全、經濟、社會、環境4個維度，分析了中國在全球治理活動中的身份和角色變化。王金波認為，亞投行是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多邊開發機構和國際發展議程的有益補充，也是中國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有益嘗試，其分析了亞投行的工作重點、治理體系目標、運營模式的原則、規則與標準。趙慶寺認為，G20為中國提高全球能源治理領導力提供了重要契機和組織形式，除了加強國家能源治理之外，中國需要積極推進G20的改革，不斷提高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決策效率與執行力。張紅力立足金融專業視角，探討了新時期下中國金融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變革的實現問題。

三是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相關具體議題研究。其中，全球氣候變化治理、全球網絡空間治理和“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治理關系是與中國有關而又為學者所重點關注的3個議題：中國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中的身份與角色研究。王學東通過分析世界眾多的智庫與學術評價機構公布的數據以及多項綜合評價，認為中國在氣候問題上所持的立場與積極政策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薄燕通過分析中美在氣候變化領域進行相互協作的意愿、內容、渠道后指出，中美雙方對于新的全球氣候協議的原則、規則和法律性質等方面存在分歧，產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在責任和能力等方面的認知差異。曹慧比較了中國和歐盟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動，分析了雙方之間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李慧明認為，制度碎片化和領導缺失已經成為影響全球氣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氣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著制度內和制度外兩條軌道發展，這種特征使得國際領導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以聯合國氣候制度為核心的綠色國際合作領導體制正在顯現。中美在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領域的互動研究。沈逸分析了大國圍繞全球網絡的指導原則之爭，認為這種指導原則競爭折射的是如何看待主權國家在網絡空間關鍵資源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確立管理網絡空間關鍵資源的實現方式。莊貴陽、周偉鐸認為，全球互聯網領域治理的“中國方案”把握了互聯網高度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治理規則的制定、全球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網絡安全和秩序的維護及各國網絡主權的尊重四個方面是其核心要義和精髓所在。“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治理關系研究。王明國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包含了國際制度的合理訴求，如能把“一帶一路”倡議落實為具體的國際制度與組織，不僅有助于減輕“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面臨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美國施加的制度羈絆，進而推進全球治理結構的完善。馬學禮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被視作一種新型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即在合作機制低制度化、經濟規則低標準化、規則執行軟約束化的條件下推動沿線各國走向深度一體化，并著重解決影響經濟自由化的自然障礙。

在當前的國際體系中，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力已今非昔比，在此背景下，除了參與和遵守現有國際機制和國際秩序，中國應盡最大程度地提供國際機制的公共產品，而這其中的核心點便在于對現有的國際秩序，特別是國際經濟秩序進行修正和創建，使之朝著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和構建國際和諧社會的方向發展。

外交政策和行為的復雜系統效應研究

從廣義上講，國際政治體系是復雜領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體系不同層次的組成單位不斷產生互動，這些互動產生的結果具有可預測性/不可預測性、確定性/不確定性辯證統一的邏輯特征。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范式強調國際政治體系中互動行為進程及其結果的可還原性，旨在剝離紛繁復雜的國際體系表層現象并精簡出通用的理論內核，以此來分析、解釋和預測國際政治主體、國際政治行為、國際政治體系在歷時性和共時性方面的演化機理和內在邏輯。不可否認，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范式在觀察和解釋以穩定、均衡和線性為主要特征的因果關系方面具有生命力，但其在學理區域的霸權地位并不能掩蓋一種可觀察的國際政治科學事實：即對于國際體系中以非線性、自組織和涌現模式為主要特征的因果邏輯，主流國際理論范式缺乏應有的解釋力。由于混沌性和不可確定性在國際政治體系的發展變化中是廣泛存在的現象，因而以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等為代表的國際政治學人提出的復雜系統理論具有無疑開創性意義，創造性地實現了復雜系統科學研究范式在國際政治科學中的運用。然而，雖然學界提出運用復雜性科學研究范式來分析和解釋國際政治系統的發展變化規律已有若干年時間，但到目前為止，運用復雜系統理論來觀察、分析和解釋中國外交政策和行為、中國與國際體系關系互動的研究成果相對稀少，而復雜理論和系統效應的相關研究在客觀上又是非常需要的。

事實上，當前的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系的實踐中存在著大量的非線性因果關系和不確定性。以中國周邊外交為例，關于采用復雜系統理論來分析、解釋和評估中國的周邊外交轉型問題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如基于善意的戰略意圖（行為）為何會產生負向的非本意結果？在此背景下，探索運用復雜系統理論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來分析、解釋和評估中國外交轉型中的復雜性、混沌性和不可預測性，無疑具有積極的學理和實踐意義，相關中國學者在此方面也進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李少軍強調了觀念因素和復雜系統導致的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不確定性問題，認為國際關系研究既要運用排除其他因素的單一機制解釋方法，又要考慮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張旗從中國外交理念、人道主義干預規范和國家利益三個維度入手，分析了中國對冷戰后人道主義干預問題的反映變化和行為邏輯。尹繼武對于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的新進展作了一個基本評估，此外在專文中分析了戰略匹配與中國外交的誠意信號表達之間的非線性邏輯關系。吳宇運用“嵌入—自主”模型分析了國家治理模式對群體性外交沖突處理的影響。盧凌宇、林敏娟介紹了外交決策分析的認識論和研究方法，強調了人（尤其是政治領袖）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對于國際關系的影響。

從總體看，2015～2016年的中國國際政治學研究緊緊圍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緊跟時代潮流、熱點焦點問題、中國與國際體系的互動進程，做出了豐富的成果。在理論創新方面，中國若干國際政治學者依托長期的學術積累，結合中國文化體系的思想精髓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特征，致力于提出有全球影響力的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在實踐研究方面，除了從框架性議題、宏觀性角度入手進行研究外，更加注重國際政治的微觀層面、非確定性、復雜系統方面的研究。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在研究方法方面，雖然有更多的學者加強了對定量研究方法的運用，但質量高的科學實證研究成果相對較少；在研究主題方面，政策性熱點焦點議題的分析相對較多，深層次的理論探討相對較少，這些問題值得中國國際政治學界在以后的研究中進一步權衡和思考。

【注釋】

①陳岳：《國際政治學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頁。

②秦亞青：“構建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人民日報》，2016年2月15日。

③趙可金：“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與角色擔當”，《人民論壇》，2016年第2期。

④程同順，鄺利芬，孫迪：“美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最新進展—基于美國政治學三種期刊的研究（2001~2012）”，《政治學研究》，2015年第2期。

⑤漆海霞：“淺談國際關系定量文章撰寫”，《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9月17日。

⑥黃登學：“新‘冷戰’：臆想抑或是現實？烏克蘭危機背景下的俄美博弈透視”，《東北亞論壇》，2015年第3期。

⑦張宇燕：“中美關系中的經濟因素”，《美國研究》，2015年第6期。

⑧“習近平在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的歡迎儀式上的致辭”，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6/c_1116684413.htm。

責編/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