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2016年中國國際政治學界圍繞國際關系理論及方法論、外交政策和行為的復雜系統效應等主線，致力于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論框架，更加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運用，更加注重國際政治的微觀層面、非確定性、復雜系統方面的研究。同時，定性研究偏多而高質量科學實證研究偏少，政策性熱點焦點議題分析偏多而深層次理論探討偏少等問題值得中國國際政治學界的進一步權衡和思考。
【關鍵詞】中國國際政治學 研究綜述 理論創新 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D09 【文獻標識碼】A
國際政治學是揭示國際體系中各種國際政治行為主體之間政治互動關系及其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的學說。①理論和實踐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一體兩面，國際政治理論來源于實踐，反過來講，理論能夠把握實踐的規律從而進一步指導實踐，并實現對實踐的超越。2015～2016年，國際政治學領域在理論研究方面推陳出新，尤其是相關中國學者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原創性國際關系理論，為構建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全球各國的外交政策創新和實踐、國際政治行為主體間的關系互動等因素形成的合力不斷推動國際體系和國際格局的演化發展，中國國際政治學領域的學者在問題導向、方法論應用和經驗研究等方面繼往開來，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擬圍繞國際關系理論及方法論、大國競合態勢、全球治理和中國角色、外交政策和行為的復雜系統效應4條主線，對2015～2016年中國國際政治學的理論研究進展和實踐焦點問題分析作簡要梳理，以供學界參考和指正。
國際關系理論及方法論研究
致力于提出原創性的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以及更加提倡和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運用是近年來中國國際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征。多元化思想成為趨勢、多元文化成為共識、非西方群體崛起成為一種力量為國際關系理論實現創新發展提供了條件。②從中長期看，在非西方語境下構建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依然任重道遠，不僅需要廣博的實踐基礎，也需要科學的方法論支撐。
中國原創性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進展。從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脈絡和話語權分布看，歐美學者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以致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消化、吸收、借鑒和批判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成為非西方學界國際政治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而且在可預期的將來，這種趨勢仍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然而不容忽視的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在其依托的意識形態、服務功能及其具備的解釋力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適用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質疑。近年來，隨著中國國際政治學科自覺性和成熟度的不斷提高，呼喚建立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或“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聲音日趨高漲，廣大國際政治研究領域的學者就建立中國學派的思路、著重點、方法和條件等議題不斷發出自己的聲音，相關學者依托中國特色的歷史文化基礎，呼應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生存和發展的客觀需求和時代特征，嘗試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論框架，以此推動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體系建設的創新發展。
近年來，諸多中國學者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生成提供了創新性的具體理論、議程和動力。秦亞青把“關系性”作為一種新的國際關系理論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把元關系與中庸辯證法作為關系理論的認識原理和方法原則，提出了國際政治的關系理論，該理論試圖從不同視角解讀國際關系現象，是一個體系層次理論，重點強調國家間的互動實踐以及社會過程的獨立本體地位，提出社會過程在建構國際規范與國家身份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閻學通依托“道義現實主義”概念提出了“道義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該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為世界中心轉移的原理（崛起國如何取代現行世界主導國地位），認為中國應以“公平”、“正義”、“文明”的價值觀指導建立國際新秩序。唐世平在國際政治研究中綜合人類學、進化生物學和國際關系學等諸學科的知識，對國際政治的宏觀歷史和一個國際政治大理論的辯論進行社會進化論的詮釋，認為國際政治應該成為真正的進化論科學。此外，王逸舟提出的創造性介入理論、上海學者討論的全球共治和共生理論等，都是中國學界在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方面的典型代表。③
中國國際政治學研究中定量方法的運用。相比于定性方法在當前中國國際政治研究領域的運用程度，定量方法的運用明顯處于“弱勢”和不足的地位。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從研究方法角度講并不存在本質好壞、孰高孰低的問題，也不存在國家屬性，但從國際政治學科的發展現狀看，定量研究方法越來越被廣泛使用是一種趨勢。以《美國政治學評論》、《美國政治科學》、《政治學》這3種美國主流政治學期刊于2001年到2012年間所刊載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為例，有將近半數比例都使用了統計方法，有近1/4使用了形式模型方法。④就國際政治研究領域而言，《國際組織》、《國際安全》、《沖突解決雜志》等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期刊對于定量研究方法也相當重視和青睞，2009年發表在《國際組織》上的論文有58%是定量文章。⑤
在上述背景下，有更多的中國學者致力于定量方法在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具體運用。龐珣就國際政治領域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中國國際政治領域在定量研究方面的問題和不足、國際政治定量研究在中國發展的前景等問題作了系統的介紹；漆海霞就國際政治青年學者如何撰寫定量研究論文作了指導性闡述。劉豐介紹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作為新興量化研究方法在戰爭、沖突、威懾、外交決策等傳統安全研究領域的應用情況，闡述了定性比較分析的操作程序。龐珣、何枻焜考察并解釋了美國對地區開發銀行操控程度的差異及其原因，并以統計方法研究地區開發銀行在選擇受援方以及決定援助額度分配等重要決策上與美國政策偏好和利益的契合程度；龐珣、權家運通過網絡分析方法，對國家的社會性權力進行了分析和測量。吳志成、陳一一以考克斯比例風險模型分析了國家間領土爭端緣何易于復發的問題。此外，遲永基于國際關系研究中的現有貿易數據，運用大樣本統計方法，對中國同相關國家雙邊貿易額度或比例的增加可以提高兩國外交政策相似度這一假設進行了檢驗。陳兆源、田野、韓冬臨以1982年至2013年中國簽訂過的134份雙邊投資協定為樣本，對雙邊投資協定中爭端解決機制的形式選擇作了定量分析。
雖然已有部分學者致力于將定量研究方法應用于國際政治研究，并結合相關議題進行了若干有益嘗試，但這并沒有成為中國國際政治學界普遍的現象。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學界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在國際政治研究領域中的地位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重視：許多學者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在學術研究日趨規范化和標準化的背景下，嚴格遵守科學方法論是做出高質量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相關高校在國際政治學方面開設了有關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課程，從研究問題的選取、問題的概念化、核心概念的可操作化、因果關系的控制等方面對學生進行專門講授；近幾年中國國際政治研究領域涌現了一批能夠熟練運用最新統計方法的青年學者，專門從事國際政治定量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和趨勢。
大國競合態勢研究
大國是國際體系中的最主要行為主體，是推動國際體系和國際格局發展變化的最主要力量。2015～2016年，大國間的競合態勢較以往更加突出，美國與俄羅斯圍繞烏克蘭問題、敘利亞問題的深度博弈仍在繼續，中美之間在亞太地區的互動紛繁復雜。總的看來，美歐日發達國家的總體實力較以往雖有下降，但在國際體系規則制定、話語權掌控、相關議題的主導權方面仍占有優勢；以中俄印為代表的金磚國家、新興大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呈上升趨勢，在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發展的持續性進程中既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也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
美俄圍繞烏克蘭問題、敘利亞問題的深度博弈。烏克蘭問題是近年來美俄關系的至關重要的影響變量，美俄關系因烏克蘭問題帶來的負面損傷在很長時期內難以恢復。烏克蘭危機的爆發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美國則是導致烏克蘭政權更迭和國內政治安全形勢動蕩的重要推手。在烏克蘭問題上，美國聯合西方盟友對俄羅斯實行經濟制裁，這對俄羅斯的經濟發展造成了重大的負面創傷，對俄羅斯的經濟安全構成了極大威脅；美國利用其在國際體系輿論引導中的優勢地位，在外交上孤立俄羅斯；同時，美國利用烏克蘭問題積極推動北約東擴，挑撥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關系。關雪凌、張猛認為，美國借烏克蘭危機再次檢驗和行使了對歐洲的政治領導權，強化了北約對歐洲的軍事保護權，并通過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阻止俄羅斯的重新崛起和歐亞聯盟的形成。基于烏克蘭之于俄羅斯在地緣安全、歷史文化淵源、民族認同等方面的極端重要性，俄羅斯以“收回”克里米亞、支持烏克蘭東部頓巴斯武裝力量與烏克蘭中央政府對抗等方式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態勢進行了強烈回應。但從客觀上講，俄羅斯將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版圖等舉動無疑具備雙刃劍作用，李秀蛟認為，俄羅斯“收回”克里米亞是危險下注行為，此舉雖然徹底解決俄海軍駐扎克里米亞以及繼續控制黑海的戰略問題，但此舉也帶來一系列后續風險。目前，新明斯克協議的簽署為烏克蘭問題起到了降溫作用，但根本問題沒有解決，雖然俄羅斯與西方圍繞烏克蘭問題不會上演一場新的“冷戰”對決，但同時它們也不會很快“化干戈為玉帛”甚至重新走上一條關系“重啟”之路，⑥美俄仍需要尋找雙方能夠在烏克蘭問題上相互妥協的有效路徑。
與在烏克蘭問題中所處的相對“被動”態勢不同，俄羅斯在敘利亞問題上采取了更多的主動態勢來增強對于俄歐、俄美關系的主導力。高飛認為，俄羅斯軍事介入敘利亞客觀上揭露了美國反恐戰略的失敗，俄羅斯空襲“伊斯蘭國”兩周取得的成果勝過美國一年多的努力。自2015年9月開始，俄羅斯開始針對敘利亞境內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采取軍事行動，這一方面展示了其支持巴薩爾政權的決心，保護自身在地中海地區的軍事、經濟和安全利益，另一方面有助于緩和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打破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國家制裁孤立俄羅斯的不利局面。就反恐問題而言，歐盟與俄羅斯在敘利亞問題上存在共同的安全利益訴求，這源于歐盟一方面要面臨“伊斯蘭國”帶來的直接性的恐怖主義威脅，另一方面要承受敘利亞國內戰亂導致的大量難民涌入歐盟而產生的經濟、社會和安全等方面的壓力，因而歐盟成員國特別是法德在敘利亞問題、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問題上采取了與美國不同的立場。但在安全方面，歐盟并沒有俄羅斯在打擊“伊斯蘭國”組織方面表現出來的“善意”而緩解對于俄羅斯的經濟壓力，反而是西方延長了制裁期限。此外，北約在2015年底啟動了接納黑山成為成員國的程序，該舉動從戰略層面講意在進一步削弱俄羅斯在巴爾干島的影響力，這又直接損害了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利益，引發了俄羅斯的反彈。高飛認為，敘利亞無疑是俄羅斯創設一種約束美國和西方的新世界戰略的有力抓手，盡管挑戰重重，俄羅斯未來仍將繼續積極介入敘利亞，尋機與西方妥協，最終徹底擺脫烏克蘭危機以來的外交困局。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新議題。新型大國關系概念是對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符合時代發展特征以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關系處理的現實需要。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是當前中國國際政治學界關于中美關系研究的核心框架性議題。當前，美國延用冷戰思維看待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帶來的綜合國力發展⑦，加之無政府體系狀態下現實主義權力觀在美國決策精英層思維中的根深蒂固，導致美國對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態度“曖昧”。中美關系要真正做到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建立起真正的戰略互信，就需要把中美之間的一系列負向議題處理好。這些議題有的是老議題，如臺灣問題、西藏問題、貿易問題；有些則是近些年涌現出來的新議題，主要為南海問題、網絡安全、第三方因素、地區領導權競爭、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等議題。
中國國際政治學界的學者圍繞中美關系的新議題展開了持續的探討。在南海問題方面，李巖認為，“航行自由”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發酵源于中美對國際海洋法內容的不同解讀，中美須倒逼信任措施機制建設來促使雙方理性管控分歧。在網絡安全議題方面，汪曉風認為，“斯諾登事件”后美國全球網絡戰略的調整包含防范和規制中國的內容，中國應將網絡議題納入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戰略框架，設置切實有效的議程。在第三方因素方面，陳永認為，中美在東亞的安全競爭將一些域內國家置于第三方的關鍵地位，這一戰略優勢使這些國家能夠獲得與其自身實力不相符的利益，為了利用和維持關鍵地位，一些東亞國家作為第三方因素對中美東亞安全關系產生了負面影響，中美應依據不穩定的東亞安全三角關系的特性，抑制第三方陷阱的生成。在地區領導權競爭方面，潘亞玲認為，當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明顯表現出動力不足態勢，中國需要有效利用這一動力“換擋”期，設計全面和長遠的大戰略方案；王在邦認為，美亞太“再平衡”戰略開啟的中美關系轉型期是劃時代的，此次中美關系轉型期相對漫長，轉型過程充滿高頻度、高強度和高風險的博弈，呈現某種“箱體形態”；達巍認為，在中國需要加入國際體系并實現現代化這一問題上，中美擁有戰略共識，這一共識在過去10年逐漸松動，面向未來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體系內共同發展”的新戰略共識。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議題方面，金燦榮、王博認為，中美軍事關系發展中的限制因素包括國家屬性差別、國家利益博弈、軍事實力差距、國際體系結構變化及臺灣問題等，構建中美新型大國軍事關系應從擴大合作、正視分歧、控制沖突的角度去尋求路徑。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為中美關系的處理提供了科學的路徑。回顧中美建交以來的兩國關系發展歷程，雖然幾經波折，但從總體上看，中美關系發展呈現“螺旋形”上升軌跡。中美關系的全球性影響早已超越了雙邊關系范疇，雙方須堅持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出發，堅持增進戰略互信、尊重彼此利益和關切，堅持互利共贏的合作理念、創新合作模式，推動中美關系得到更大發展。⑧
全球治理與中國角色研究
一是關于如何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研究。在當前的國際體系中，既有的主要國際機制安排在總體上仍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這不可避免地使國際制度帶上鮮明的“階級烙印”，即西方發達國家能夠利用制度的規制權盡最大化地追求和實現其國家利益，這也是造成當今國際體系不平等的根源之一。這從側面反映出了兩個問題的重要性：一是現有國際體系中的主要制度安排需要改革和創新，提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二是國際體系需要一些新的機制，這些機制可以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創立，也可以由發展中國家主導創立。如此，方能推動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盧靜分析了全球治理面臨的制度困境，指出改革全球治理體制需要確立全球治理的價值共識，推動國際規范的包容性發展，增加國際制度的積極互動。黃薇通過對國際儲備格局變動以及國際儲備貨幣構成與幣值變動趨勢的分析，探尋現行儲備貨幣體系的主要問題，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改革的倡議及未來改革的可能方向進行了綜合性評述。謝來輝通過在實證與規范的不同意義上區分“扭曲的全球治理”與“真正的全球治理”，對二戰以來的全球發展治理歷史進行了回顧，認為聯合國成為全球發展議程的核心領導者、全球治理主體多元化、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發展等新理念占據發展理念的主導位置是2008年以來全球發展治理的新變化。薛瀾、俞晗之以公共管理研究視角構建治理“問題—主體—機制”的分析框架，將二戰以后的全球治理實踐活動歸納為全球治理舊范式，以此分析過去二三十年世界變化所引發的治理問題和治理主體的變化及其導致的傳統治理機制失靈與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