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創新強國的兩條腿
■最好的創新政策應該是一種競爭政策，讓創新主體開展充分競爭，其要旨是創造和維持一種有利的創新環境。要讓無數市場主體在資源配置和創新過程中真正發揮基礎性作用，實現現有技術下的配置效率和創新可致的動態效率。
第四次工業革命以移動互聯與智能制造為主導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有些關鍵性技術創新能夠根本性地改變人類的生產與生存基礎，引發全球范圍內經濟學家熊彼特所稱的“創造性的破壞”，帶來長期的經濟增長長波。由此，原有產業結構可謂慘遭破壞，但新的產業結構得以涌現，更有關鍵性新產業的創生。這種關鍵性技術創新，不僅導致產業轉型和升級，更帶來一場產業革命，大量新組合替代了舊組合。熊彼特將實現新組合者稱為“企業家”，而把為其提供購買力資金者稱為“資本家”。企業家只需要有意志和行動，資本家為其行動供給“購買力資金”。企業家需要把這種資金投入經濟過程中去，與現有的資源利用者爭奪資源，將爭奪到的資源投入生產。企業家支付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之后獲得的所有得益均為“企業家利潤”，他從中支付資本家所提供資金的利息。
這種根本性技術創新，迄今為人類帶來了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于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人類由此進入蒸汽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 人類進入“電氣時代”。第三次工業革命發生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遺傳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遺傳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屬于一場信息控制技術革命。
目前，人類正在經歷以移動互聯與智能制造為主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它以革命性的生產方法為標志。人類旨在通過充分利用信息通訊技術和虛擬-物理系統，使得制造業朝著智能化轉型。這種數字化革命其實不局限于生產領域，也涵蓋人類的生活與政府治理。
每次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經濟增長長波，都是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協同演化與共同驅動的結果。根據經濟學家麥迪遜的數據，世界經濟增長大約從1820年開始顯著發力，人均GDP從該年的667國際元（學者使用的1990年購買力平價貨幣單位）提升到1998年的5709國際元。而從公元0年到1000年，人均GDP從444國際元上升到435國際元，也即長期停滯。
總體來看，在1820年世界經濟開始發力的源頭要追溯到英國的工業革命甚至更早些時的歐洲制度變遷。根據麥迪遜的分析，西歐經濟早在11世紀就已開始較快增長，到1820年則實現了更大的提速。到17世紀結束時，在造船和武器方面，歐洲已很明顯地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同時發展出了更先進更復雜的專利、銀行、信用、外匯市場、金融和財務管理、會計、保險與公司治理制度。這些制度與歐洲國家推行武力征服、殖民政策、重商主義政策有關。在歐洲國家爭霸的背后，居然是這些商業文明在不斷拓展。英國在18世紀至19世紀中期曾推行保護性的工業政策，而當英國在經濟實力上擁有領先地位以后，便開始支持自由貿易，推行自由貿易政策長達60年之久。
歷史上，中國的發展早于歐洲，但是后來長期處于停滯。中國的人均GDP在1700年為600國際元，1820年仍停滯在600國際元，1900年下降到545國際元，2001年上升至3583國際元。雖然歐洲過去很長時間落后于中國，但是在1820年，歐洲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經是中國的兩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