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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使命在于創造有序的公共生活，政治學的使命在于研究創造有序公共生活的國家治理。”2014年12月的一天，在和自己的博士生們研討交流時，復旦大學副校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林尚立這樣為學生們厘清政治和政治學研究之間的關系，告誡同學們：政治學研究要基于政治，但又必須超越政治。

冬季的上海寒意侵骨，年輕學子的心卻因學術的魅力而火熱跳動。在生動的政治生活中尋找政治學發展的內在邏輯，并為現代國家政治建設服務，是林尚立對學生的殷切希望，更是他自己的學術旨歸。

在政治學研究領域，林尚立注重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科學地分析和把握中國現實政治，堅持“中國的問題要由中國人講清楚”。雖然身兼多重行政職務，然而，從講臺走上廟堂，從中國走向世界，這位政治學家卻常懷“知識報國”之心，學者底色始終鮮明。

永葆中國情懷：“中國的政治如果不能由中國學者來解釋，那就太對不起國人了”

1981年，林尚立考入復旦大學政治學專業。碩士畢業后，許多同學選擇出國，林尚立卻選擇了留校任教，做自己想做的研究。然而，朋輩均遠隔重洋，他的研究又陷入瓶頸，心中難免苦悶。“有苦悶，但沒有動搖，對我來說，研究中國問題不但有意思，更是一種責任——中國的政治如果不能由中國學者來解釋，那就太對不起國人了。”

正是在這種情懷與責任的驅使下，他始終堅持以中國問題為研究導向，并把研究不斷推向深入。

2000年，林尚立的博士論文《當代中國政治形態研究》經過兩年醞釀后出版，接連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在這本專著中，他用政治形態的概念對中國政治進行了整體性把握，解釋了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期間，中國政治形態隨著經濟基礎改變而產生的變化。這是政治與經濟耦合形態的變化，而非政治模式的變換——也就是制度不變，形態變化。這一于1998年作出的結論，不僅在學理上比較充分地解釋了過去的政治形態變化，還準確地預言了市場經濟確立之后中國政治的趨勢與走向。

如果說這一階段林尚立是用社會主義的邏輯去解釋當代中國政治的話，那么2000年以后，他開始轉向用現代化轉型國家的邏輯來解釋中國政治。他要從政治學的角度解釋，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邁向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這一次，他的靈感來自孫中山：“使中國邁向現代化、構建新制度，孫先生是一個有力的實踐者。我用半年時間閱讀孫先生全集和近代史著作，從中悟出，黨領導人民建設現代國家是古老中國實現整體轉型的有效形式，是中國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內在必然。中國共產黨成功把握了這種歷史必然性，并以自身的先進性為中華民族發展建設了新社會、新國家。”

這一階段的研究形成了大量成果，《中國共產黨與國家建設》《黨內民主：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建構民主：中國的理論、戰略與議程》等都是標志性著作。

如今，林尚立的研究已經進入第三階段：“我開始研究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中國為什么會這樣轉型？”他決定回歸歷史，從中國大一統結構中尋找今天中國政治的邏輯。歷史不可抗拒，其發展規律不可違背，林尚立深深體會到，中國走到今天，與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遵循歷史發展規律有很大關系：“誰尊重歷史、尊重歷史的邏輯，誰就能得到歷史給予的機遇；誰把握歷史給予的機遇，誰就能創造美好的未來。”

　勇攀學術高峰：“我們要回到馬克思理論的科學境界、嚴密邏輯和大關懷中去”

豐碩成果的取得，離不開學術研究的執著與認真。而這正是林尚立作為學者廣受稱道的優點。

早在1989年，剛執教鞭的林尚立為學生開出“當代中國社會政治分析”課程，并撰寫了20余萬字的手稿。然而，“隨著對政治學和西方社會理解的深入，我發現，簡單用比較政治學范式來透視中國政治，不但不能觸及中國政治的根本，無法建構起中國政治的內在邏輯，而且會把活生生的政治肢解成各個區段和現象。”于是，他果斷棄用手稿，并在此后的近三年時間里潛心鉆研，產生了新的學術想法。這樣的厚積薄發，讓林尚立更加清楚自己的學術追求：“較早意識到西方政治學的特點與不足，反而讓我可以深入思考，更好地建構自己的學術體系。”

1994年，林尚立赴日本慶應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學。他試圖通過解剖一個國家政治的來龍去脈和內在結構來領會現代政治發展與政治運行的規律，寫作了《政黨政治與現代化——日本的歷史與現實》。該書出版后，先后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孫平化日本學學術獎勵基金優秀學術著作三等獎。學界普遍認為，這是20世紀90年代解釋日本政黨制度比較完整的著作，至今仍是日本政黨研究者的必讀之作。

2003年，林尚立的研究再獲突破。他發表了《協商政治：對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種思考》，這是學界首次提出協商應成為中國民主進步的道路選擇。同行們評價：這是對中國政治學說的一大重要貢獻，為中國民主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同年9月，他走進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作講座。

堅持并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是林尚立的創新秘訣。他折服于馬克思對人類及人類社會的深刻洞察，并慣于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來認識世界。他認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是所有社會科學研究公認的科學方法。這是建構理論最為基本最為規范的適用路徑。”林尚立多次向由海外學者舉辦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暑期班介紹馬克思的科學研究方法，廣受歡迎，給年輕學者以啟迪。“這證明了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科學的、世界性的，在今天依然很有生命力。作為學者，我們要回到馬克思理論的科學境界、嚴密邏輯和大關懷中去。”

層層推進、勇攀高峰的學術研究背后，是林尚立將理論魅力傳遞給群眾的熱切渴望——

他將寶貴的時間投入通俗理論“小書”的寫作中，所寫的《中國協商民主的邏輯》入選“第六屆優秀通俗理論讀物”，受到廣泛歡迎；他從不愿將學術禁錮在象牙塔內，長期在人民網、愛思想等網站開設專欄，為所有關心政治學的人打開了學術之門……

“讓理論走向大眾，是學者應盡的責任。理論通俗化，消除學術與生活的脫節和異化，有助于穩固理論根基、利國利民。”林尚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