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主要以“一帶一路”戰略為背景，探討與分析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面臨的機遇和風險。從制度層面上提出了內陸發展開放型經濟制度創新的必要性。同時，對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制度創新模式進行了設計。最后，對“一帶一路”背景下內陸開放型經濟制度創新提出了對策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　內陸開放型經濟　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一帶一路”戰略下內陸發展開放型經濟制度創新的必要性

“一帶一路”賦予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新的機遇。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9月和10月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分別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后，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僅明確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路徑，更為區域經濟及世界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契機。面對新的歷史機遇，如何把區域經濟發展放在“新一輪高標準的改革、高水平的開放、高質量的發展”的最前沿陣地和主戰場，如何搶抓機遇，主動融入，促進內陸開放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是擺在西部內陸省份面前的重大任務。

第一，“一帶一路”戰略賦予了中國區域經濟加快再平衡的機遇。傳統的全球化由海而起，海洋國家與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內陸國家發展則較為落后。同樣，我國長期以來對外開放主要集中在沿海開放地區，而內陸開放程度仍處于相對較低水平，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如今“一帶一路”戰略鼓勵中國向西開發與開放，不僅提高了區域的開放程度，縮小了東西部差距，加快區域再平衡的過程。而且在區域政策發展上突破了原有區域政策甚至區域研究囿于國內的局限，強調內外聯動，在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格局內，調動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第二，“一帶一路”戰略帶動內陸開放型經濟轉型，形成新的“雁型模式”。“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有一個主要的背景就是把中國發展的優勢變成其它國家的優勢，把中國的機遇變成世界的機遇。這既是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轉移，也是世界外部經濟失衡的必然要求。這不僅會增加中國與周邊新興經濟體的合作，形成經濟發展的合力，解決中國部分產能過剩，并適時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促使中國與周邊新興經濟體形成梯度和區域生產網絡，加強與周邊國家經濟功能的整合。同時，隨著向西開放力度加強，將加快中國優勢產業和先進技術走出去，東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速度也會提升，整個國家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雁型模式”自然是水到渠成。

第三，“一帶一路”提倡的是“綠色絲綢之路”，為內陸地區開放型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機遇。“一帶一路”倡導的原則是“共商、共建、共享”，它擯棄了“零和游戲，你輸我贏”的舊思維，實現與各成員國之間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這不僅超越了區域經濟發展的理念，且及大豐富了中國古代“和而不同”的合作思想。這既是對中華民族實現永續發展的有力保障，也是世界文明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持。同時，通過“一帶一路”把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更多地惠及沿途沿線的貧困地區，讓他們盡快地脫貧，減貧。以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模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四，“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增進了內陸開放地區與中東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與文明互鑒。“一帶一路”提出的“互聯互通”，不僅是交通、能源、通訊、技術等硬件的對接。更是文化與文明的對接，即軟環境的對接。硬件對接關鍵是人心要通，人心不通，再好的東西我不要。人心要通，文明、文化就要融通，所以絲綢之路是一條文明、文化交流之路，是中國與周邊國家親誠惠容的合作理念。隨著“一帶一路”戰略走出去，中國的產業文化因素，將會日益影響到中國將來的區域競爭力。

第五，“一帶一路”戰略提升了西部內陸開放型地區的區位優勢。從區域經濟學角度來講，技術因素和地理因素是互動的，很多技術因素改變了地理的因素。21世紀中國提出復興“古代絲綢之路”戰略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以高鐵、高速公路為代表的技術因素改變了世界地理版圖，將地緣政治空間縮減了。比如，在以海運為主的國際物流通道時代，西部內陸開放地區基本上處于物流通道的末梢，“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使很多西部內陸省份已成為國際物流通道的節點，從末梢到節點的區位轉變，為內陸省份創造了新的競爭優勢。

“一帶一路”戰略下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面臨的風險。“一帶一路”戰略為西部內陸省份提供了發展的契機，但在機遇背后也潛藏巨大風險需要警惕。

一是道德風險。對于“一帶一路”戰略，很多人在認識上有誤解，包括我們國家很多人對它的認識也不足，比如，對“一帶一路”有各種說法：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恢復中國的朝貢體系、中國西進戰略、絲路威脅論等，很好的國家戰略意圖被“妖魔化”。認識上的不足使我們長期性、大規模的投資安全面臨非常大的風險。

二是地緣政治風險。“一帶一路”戰略要經過很多的國家與地區，但事實上我們對這些地區是很陌生的，對它們的文化、風俗、信仰等都不熟悉。加之地緣政治的沖突，如美國的戰略圍堵，印度的戰略不合作和日本的戰略攪局。“一帶一路”戰略走出去有著無法預測的風險。

三是安全風險。這包括了傳統的安全與非傳統的安全，如，中亞地區非常缺水以及對石油、能源的爭奪。還有海洋的爭端，三股勢力給“一帶一路”走出去預留了很多的風險。同時，沿途沿線的許多國家正處于社會與經濟轉型的發展中階段，在安全與發展方面不確定性矛盾普遍存在。

四是金融風險。“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長期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巨額投資時刻會面臨著國際匯率波動與債務風險的沖擊。

五是法律風險。中國人走出去不熟悉沿途各國的法律，加之中國的法律意識和法律人才與國際接軌不足，會影響中國的企業走出去，企業在國外的投資上潛伏著很大的風險。

“一帶一路”戰略下內陸開放型經濟制度創新的必要性

面對機遇與風險，如何加快內陸開放型經濟的發展，制度創新顯得尤為重要。

非正式制度創新的必要性。“一帶一路”戰略下的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中的政治、文化、意識、宗教、習俗等非正式制度，決定著區域經濟的發展程度。首先，它可以降低內陸開放經濟運行的成本。其次，非正式制度的創新往往可以減少正式制度創新成本。最后，制度及其實施與人類行為認知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因為非正式制度往往比正式制度更加根深蒂固，更加不易改變，在社會生活中會起到更加久遠的作用。它們也并非總是阻礙著制度變遷的過程，某些時候，一定的觀念或意識形態會起到促使制度變遷的積極作用，所以加大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的非正式制度創新，可維護“一帶一路”相關法律、法規的合法性、穩固性。

正式制度創新的必要性。“一帶一路”是新時期我國對外開放的新舉措，也是我國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等領域的重大創新。這為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制度環境。隨著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不斷深入，伴隨著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因素的變化，制度創新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方面可以使西部內陸省份創造性“用好、用活、用足”現有的政策，另一方面隨著“一帶一路”的各項規則、政策的不斷完善，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各項法律、法規以及制度會發生較大的變遷。

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創新兼容。“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的西部內陸地區要通過正式制度創新實現經濟快速發展，重要的前提是能否與非正式制度兼容。非正式制度往往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正式制度要發揮作用只有得到社會認可，即與非正式制度相互兼容。否則二者之間的關系將會出現“緊張”①，這種“緊張”程度取決于改變了的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偏離程度。因此，“一帶一路”的各項規則再好，若遠遠地偏離了西部內陸省份土生土長的非正式制度，很可能就會成為好看不中用的“繡花枕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