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義觀教育可以引導社會成員回歸崇尚集體主義,遏制道德上個人主義的泛濫,從而防止不斷惡化的社會問題。文章探討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下的正義觀的合理取向和正義觀教育。梳理正義與正義教育的概念,得出社群主義的方法論可以為正義觀教育提供有效借鑒,這種價值觀與教育方式針對中國問題也有著積極啟示。
【關鍵詞】社群主義 正義觀 教育
【中圖分類號】G41 【文獻標識碼】A
正義觀的歷史與現實脈絡
公平正義是古今中外所有人期盼的社會愿景,社會也有責任要積極關切遭遇不公平待遇的人們。在教育實踐中貫徹這種正義觀,可以推進人類社會走向文明與進步,也是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先導要求。正義的實現不是從來就有的,由于人性與生存追求的需要,往往受利益的反向牽制,所以,當人類物質文明到達一定程度時,可以通過教育改造人的精神世界,完善這一美德,使人在這種美德系統中更具適應性,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和人際關系的和諧。
雖然人類社會都在追求正義,不同的社會制度與不同的意識形態所追求的正義,其所代表的群體是不同的,所代表群體獲得的利益分配和權利分配是不同的。追求正義過程中,或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傷害,或追求的正義已經不適合時代的發展,上面所述,都是虛假與片面的正義觀。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只有把正義的愿景和社會現實結合,注重人民性,在歷史中與時俱進的尋找正義的原則,才能實現真正的正義。
當前,我國社會面臨多元社會思潮的影響與沖擊,尤其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侵襲,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過程中,也無意中移植了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社會一些領域對羅爾斯正義二原論片面篤信,個人主義泛濫,誠信問題凸顯,道德滑坡,社會信仰出現危機,使得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及時斧正,回歸社會主義價值規范。
因此,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或多個方法,通過教育的方式,適時恰當引導社會成員回歸崇尚集體主義,遏制道德上個人主義的泛濫,從而防止不斷惡化的社會問題。社群主義的教育方法是一個有效的可以借鑒的方法論和途徑。雖然我們不完全贊同社群主義的理論觀點,但畢竟這個思潮在批判自由主義的弊端上有可借鑒的優勢,這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客觀要求。
正義觀與正義觀教育
正義,在我國傳統文化里更加突出“義”的價值理念。孟子認為:“羞惡之心,義也”①。墨子提出了“義”的實現標準是“正”,認為:“義者,正也”②。古歐洲“正義”一詞取義于古羅馬正義女神禹斯提提亞,最初有正、平、直等含義,后來由此詞發展成英文的“justice”一詞。包含了正直、無私、公平、公道等涵義。中國傳統中的正義往往著重對個人道德修養的培育,或是在與利之間做出恰當的道德取舍,由于歷史和生產關系的局限,所涉及的也僅限于個人或幾個人直接的道德比較;而西方古老的正義概念,主要視正義為社會和諧,比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城邦里,正義指多部落處于適當和協調的狀態,或視正義為一種神圣的命令。
由于執行正義美德的人往往與他所獲得的利益有反相關的關系即如果堅持了高尚的美德,那么個人所獲得的利益就會減少。而人性的貪婪和個人生存發展的追求,又促使人不斷的追求利益而損害美德,極端的情況是,當這種追求利益無限放大,就會給人類社會本身帶來災難性的傷害,比如戰爭。所以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人與人關系更加緊密的時代,這種保持相對的美德與保持相對的追求利益的克制,就固化為一種制度,使人們相互遵守,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在正義的諸多概念中西方思想家有過多種解釋,羅爾斯的正義觀是一種均衡模型,他主張平等,提出“兩個正義原則”,在個人的自由和分配領域都堅持平等,諾齊克也堅持認為,個人權利的優先性,提出了“正義持有”的概念 。但這種方案只是一種無奈的平衡各方利益的調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個人權利和自由至上所演發的另外一個社會極端問題的爆發,比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道德失信等。
針對個體而言,正義品行的產生有利于社會的文明與穩定,有利于人與人的關系走向制度化規范的范圍。這種品行的產生取決于三個因素:一、社會物質較大豐富與生活水平比較高,倉廩實而知禮節說的正是這個道理。二、全社會有較小的貧富差距,所謂避免“不患寡而患不均”而帶來的社會危機。三、社會成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共同的精神信仰。其中,第一點是歷史中逐漸發展的,第二點是政府的行為責任,第三點是可以通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來實現。
正義的品行,是可以通過教育來實現的。通過教育來提升認知,陶冶情操,鍛煉品質,堅定信仰和養成行為習慣等。正義的品行并非與生俱來,而是后天學習的成果,這種正義觀的意識形態確立,需要榜樣的示范和批判性的指導訓練才能達成。千百年來,不論任何社會制度下的意識形態,國家都會以教育的形式規范國民的品行,滲透在個人的思維與判斷中。在西方,有的是用公民教育課程的方式,有的是在生活中潛移默化的輿論影響,有的則是以宗教的形式灌輸。
社群主義正義觀教育
社群主義是20世紀80~90年代興起的西方政治思潮,其基本立論基于批判新自由主義。這種批判尤以批判羅爾斯的正義論著稱。羅爾斯指出,權利的正義應當優先于福祉和利益。當個人的欲望產生一種積極的喜悅時,我們必須在過程中衡量其正當性,以判斷它是否作為一個標準的正義。他指出:“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正義不允許犧牲一些人的自由以滿足其他人的幸福。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絕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③”。這表明對少數人的權益過度保護是他所強調的,這種思維方式沒有站在全局進行考量,也沒有著重考慮到多數人的利益。
以麥金泰爾、桑德爾、沃爾澤等人為代表的社群主義者,批判了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正義觀中個人主義觀念和“權利優先于善”的觀念,他們首先認為社群是構成個人存在的基本因素,提出“善優先于權利”,只有符合整體社群共同利益的觀念,才是最為正義的觀念,這種共識的理念來自于個人自由權利的追求,這個理念也是多人價值觀的集中體現,個人自由如果與這個整體觀念相抵觸,則要服從這個整體利益。這種群體共識比個人行為的正當性更加重要。社群主義還認為,作為最大的社群,國家應該在正義和道德問題上負起責任,政府不應當對公民的行為保持道德中立(自由主義者所謂彰顯自由與不干預的權利),而是應當對道德善惡做出判斷和教育引導。
羅爾斯正義論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是一種普世的,由法律確定,以體現程序和制度的司法正義的價值觀。但市場經濟的本質的逐利的,建立完善的制度化社會正義,也難免會產生相應的弱勢群體。公平正義的實現,只能靠法制的完善才能力保達成,而且制度的執行力能否達標也猶未可知。但事實上,制度的完善往往比個人主義逐利的危機來的慢,制度尚未完善,社會上的道德危機此起彼伏,甚至反向制約制度的建設。如果這種制度的建設受個人主義意識形態的脅迫,正義維護個人忽視集體,結果走向也必將南轅北轍。
在這種危機中,思想道德上的正義觀教育儼然成為維護正義和指導個人精神思考與行動的重要手段。所謂的自由主義者極端的思想和行為,不也是被那種意識形態下教育的結果么?所以,堅持集體優先的正義教育是比堅持制度正義顯得更加迫切。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目標是基于廣大人民群眾,而不是少數人富裕和幸福。因而教育理念上不能打著爭取個人權益的幌子,為少數人去制定正義規則,只有人民心中的意識正義了,才能有相應的制度正義。
社群主義正義觀教育的目標是,使社會成員避免走向個人主義極端的泥潭,避免極端的個人主義傷害到群體的共同利益,使社會成員在集體中發揮自身的價值,把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群體的共同目標結合起來。這一點與馬克思主義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有幾分相通之處。但是,社群主義所站的歷史高度畢竟有限,他只把社群定義為政治性社群,僅強調公共生活的重要性,這種正義觀教育也僅針對自由主義的弊端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實際上是對自由主義的修補,而馬克思主義把這種個人的權利和利益理解為生產關系,站在比社群更大的視角,包含了物質、文化、精神等各方面的社會層面,提出物質決定意識,人只有不斷的發揮主觀能動性,在歷史中消滅階級對立,把利益的沖突變為善的一致,才能達到真正的公正與平等。所以,在面對社群主義正義觀教育的時候,要本著辯證吸收的態度,只對其方法予以引用。
社群主義正義觀教育在中國
當前中國社會的正義缺失比較嚴重,由于對外開放中受西方思潮影響,或間接移植了西方的管理制度模式,使得人們在內心中把追求個人利益放在了凡事種種的第一位。我們必須正視我國很多領域出現的問題:在經濟領域,起點不公平和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地區之間的差距增加,行業收入差距更加明顯。在政治領域,公共權力原本是屬于群眾的權利,是一種公共權利的產品。卻有許多權利被腐敗的政府官員的“權力”所取代。公權力演化為私人特權本身就是一種非正義。在社會領域,存在機會失信現象。這林林總總的現象本質,就是人們過于追求個人利益,幾乎不考慮他人,或集體、社區,乃至國家的利益。有其行必先樹其知,事實上缺少了對社群主義“善”的認知。
要想對社會成員有一個良好的正義觀教育,首先,要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正義氛圍,這種氛圍存在于大大小小的社群之中。試想如果一個人生活在非正義的環境中,他首先面臨的是生存問題,他的正義觀來源于從社會實踐的直接判斷,他的生存和發展的思維都是結合社會實踐得出對自己有利的判斷。我們要建立一個正義互助的氛圍,所以,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要在實際上消除不平等的現象,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要完善、清晰。這種良好的正義氛圍需要用法律制度來實現,使社會成員享受到起點、過程和事實多方面的公平,力爭建立公正的價值觀導向。社會公正是社會現實的反映評價,也是把握社會現實的方式,它可以反作用于社會現實,對社會現實進行批判,使制度更加完善,正義氛圍的人心更加凝聚。只有公正的理念貫穿于全社會,社會的一切發展變化才會更加積極,不斷的為公正構建現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