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認同不足、共識性規范缺乏。文化認同度的高低決定著集體行動凝聚力的強弱。涂爾干從集體意識出發理解“認同”，在他看來，“社會成員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總和所構成的其自身明確的生活體系，可以稱之為集體意識”④，這種集體意識是將集群中不同的組織和個人成員聯系的紐帶，是其團結起來的內在凝聚力，是團結的根源和精神基礎，而對文化的認同是這種信仰、觀念認同的根源。集群文化是集群發展的靈魂。哈大齊工業走廊發展中整體文化資源十分豐富，但至今尚未形成有著統一和鮮明特色的整體性文化，致使走廊內產業集群內部缺乏文化的認同，難以形成共同的文化命脈，不利于產業集群的可持續發展。
文化認同度也制約著規范的共識程度。一般條件下，二者呈正相關性，即文化認同度高，規范的共識度則高，反之亦然。規范包括深層次上的價值觀，也包括一般層面的約束性的制度和行業性標準等。前者即是社會資本中非正式的道德規范，后者即指社會資本中的正式的制度性規范等。哈大齊工業走廊自2005年至今已經歷了十年的發展，但在制度性規范上基本按照2005年的黑龍江省人民政府所出臺的《關于支持哈—大—齊工業走廊建設的若干政策》中關于用地、財稅、科技與人才投資等相關政策的規定，哈爾濱、大慶、齊齊哈爾、肇東、安達各規劃區管委會結合自身實際制定執行性措施，產業集群內部制度規范明顯存在著正式制度滯后、權威性不足、缺乏一致性等問題。在非正式的道德規范層面上，諸如各產業集群內企業的生態環保等社會責任意識共識性較差等問題也十分突出，迄今尚未形成統一的管理倫理。
社會網絡的開發和利用不夠充分。社會網絡構成了產業集群發展的外部生態。新經濟社會學的代表人物格蘭諾維特所提出的集群“嵌入性”概念指出：經濟行為是根植在網絡與制度之中的，在某一區域中的企業的行為并非是單純考慮經濟利益，還深深鑲嵌在區域社會文化背景中，形成社會網絡的根植性，并受到社會整合力的約束⑤。由此可見在產業集群的發展中社會網絡的作用不容小覷。
社會網絡是企業間在經濟交流基礎之上，包括技術、制度、文化等多方面交流在內的集合體，是社會資本的主體要素，是社會資本的載體，同時也是社會資本實現其功效的路徑之一。通過社會網絡，集群內的成員可獲取稀缺性資源，降低行動的不確定性風險，減少行動成本，提高行動的效率和效益。社會網絡從結構上看包括水平和垂直兩種形式。就水平網絡而言，哈大齊工業走廊集群內企業之間、企業人員之間橫向溝通互動稀缺，工作聯系和業余活動聯絡嚴重不足。各區管委會之間也僅僅是基于各自業務在運行本園區范圍內的事務性工作，彼此的座談、培訓和互訪交流過少。在垂直層面上，企業與政府之間、企業上下級之間的交往呈現單線性聯系，缺乏網格化的拓展和深入。這些都進一步造成了企業和人員的自封閉性，信息溝通不暢和資源共享困難，也不利于文化認同的實現和信任的增進，成為哈大齊工業走廊產業集群發展的羈絆。
基于社會資本的哈大齊工業走廊產業集群治理對策
針對哈大齊工業走廊在產業集群發展道路上存在的社會資本欠缺性的問題，從社會資本視角提出如下治理對策：
普惠合作，培育信任。德國社會批判家亞當·穆勒認為，“精神資本”的存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經濟命運。信任是經濟的潤滑劑，是社會資本的核心價值所在，社會資本通過信任關系實現了集體性的互惠式合作，進而對經濟發展起推動作用。信任是產業集群作為一種網絡組織的基本運行機制。集群信任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⑥：最基本的是社會具有血緣、親緣、學緣等關系的個體之間在較為頻繁的交往過程中所產生的彼此互信；其次是長期反復多次的交易而形成的信用記錄和良好的聲譽所形成的長期信任機制；再次是通過成本利益的考量，產生的交易過程中的短期信任；最后是由于政府制定的規則，或是在長期的歷史中形成的慣例和文化，形成的一種對制度和價值的信任。
對此，哈大齊工業走廊內企業應該本著開放的情懷，崇尚合作，開展橫向功能的產品聯合開發，并進一步推動集群內企業的分工專業化等層次合作，還要加強校企間合作，充分發揮哈大齊工業走廊內部大學和科研機構的資源優勢，尤其是對于高新技術產業而言，大學的科技園是中小科技企業的“孵化器”。逐步完善信用機制，嘗試率先將信任制度化，建立起一套能夠使集群成員擁有信用預期和依賴性的制度體系，以制度來維系集群內部的信任，繼而在今后的短期和長期的合作、交往過程中，不斷增強信任感，提高集群整體的互信水平。在實現內部信任的同時，還應不斷完善集群的外部信任機制，建立起包括客戶在內的所有與產業集群交往的組織和個人對集群的充分信任，走上一條產業集群的信任治理之路。
增強認同，加快形成共識性規范。文化認同和共識性規范是集群發展的內生性力量。其中，共識性規范為集群企業提供一般性導向，共識性和認同度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群體內共同的信仰和價值觀的有無以及集體行動凝聚力的強弱。如若集群內部共同觀念缺乏、共同遵守的規則缺失，就難以采取高效率的集體行動。從這一意義上講，文化認同和共識性規范也能促進群體成員的合作，具有與信任相似的功效。
“認同”從哲學本體論層面上關注的是“我是誰”的問題，只有確定我是誰才能了解我為何立于此，在這個視閾內，首先要做的就是確定自我的身份，進而才有可能產生“認同”。因此欲培養集群共識，應首先明確自身，就要求各集群企業應該明確自身在產業集群鏈條上的作用和優勢，樹立有自身特色的企業文化，不要一概泛泛地“追求卓越”。而規范是對信任欠缺的一種彌補。在信任不足的情勢下，集群內部企業之間由于自發的利益性和具有約束性的規范同樣可以建立起合作。同時規范也是信任的基礎。由于共享著同樣的規范尤其是價值觀等深層次的規范，企業彼此之間可以生發出高度的信任。
在明確自我身份的前提下，強化對整體架構知識的共識，即在哈大齊工業走廊產業集群內部，對集群整體藍圖和目標要深入理解，對集群整體的規范、管理和協調機制要知曉。在相互的交往合作中，塑造起具有共性的哈大齊工業走廊產業集群文化。這種集群文化包括了內核層次的精神文化，即集群的信仰、核心價值觀、管理哲學、道德準則等，也包括了次核層次的制度文化，即要不斷完善哈大齊工業走廊整體的建章建制工作，形成一整套既包括實體和程序的統一、權威的制度性規范，還包括外圍層次的集群的物質文化，即哈大齊工業走廊集群的整體形象、品牌、產品、服務質量和廣告宣傳等。通過集群文化的培育，形成集群內企業間的相互默契，促進集群的整體性協調發展。
活躍交往，構建社會網絡大格局。社會網絡是處于一個共同體內的個人和組織在分享和交換各種資源及信息的過程中形成的各種關系的集合，它既是一種關系網絡，還是企業獲取資源的重要途徑。⑦根據博特的“結構洞”理論，“社會網絡中的某個或某些個體和有些個體發生直接聯系，但與其他個體不發生直接聯系。無直接或關系間斷的現象，從網絡整體看好像網絡結構中出現了洞穴⑧，在復雜的商業競爭環境中，關系資源是很重要的。個人或企業取得自身的利益優勢的關鍵是能否比他人掌控更為廣泛的非重復化的網絡關系。只有實現聯系的從無到有，由稀薄到密切，才可能獲得同業的競爭優勢。
哈大齊工業走廊產業的集群化道路發展，有賴于社會關系網絡格局的構建。本著社會關系網絡“集中組織”的特點，在企業內部，要打破行政辦公分隔化管理，領導要將自己的辦公地點設在員工相對集中的區域，增加上下級之間的溝通和交流。進一步增加員工的教育和各種層次的在職培訓。要認識到非正式組織在產業集群發展中的作用，鼓勵集群企業非正式組織的發展。可以針對哈大齊工業走廊各園區有著一定地域差異的特點，積極利用新媒體等手段，通過論壇、微信群聊等方式增進彼此間聯系。還可以借助當前政府鼓勵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人員創業政策的東風，廣泛開展校企之間的聯合等，逐步構建起一個密集的強關系互動網絡，提高凝聚力，有助于成員間的合作與協同，以及知識、經驗等資源的分享和轉移，節約合作成本，彌補單純市場化的缺陷。
（作者單位：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業務經費資助項目“社會資本參與哈大齊工業走廊科技企業孵化器建設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572015CC13）
【注釋】
①［美］邁克爾·波特：《競爭論》，高登第，李明軒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
②Bourdu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estport, CT. Greedwood Press, 1985.
③王永龍：“論產業集群的社會資本治理”，《中國經濟問題》，2008年第3期。
④［法］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
⑤王緝慈：“論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產業群—地方競爭優勢的源泉”，《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６期。
⑥朱瑞博：“模塊生產網絡價值創新的整合架構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06年第1期，第98~105頁。
⑦黃海云，陳莉平：“嵌入社會網絡的企業集群結構及其優勢”，《現代管理科學》，2005年第5期。
⑧［美］羅納德·伯特：《結構洞：競爭的社會結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責編/王坤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