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之路：如何超越新自由主義對互聯網與信息社會想象的局限

1994年，比爾·蓋茨第一次訪問中國，給中國消費者帶來了中文版Microsoft95操作系統，微軟公司也表現出繼續在中國進行業務拓張的熱情。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親自接待了蓋茨，這體現了中國精英階層和主流話語對復制美國新經濟成功奇跡的渴望程度以及對美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認可。截至2007年，比爾·蓋茨訪問了中國10次，幾乎一年一次，每次都會帶來有關微軟帝國的神奇故事和對中國市場的樂觀展望。他是一系列代表信息社會奇跡及經濟繁榮背后的驅動力的傳奇人物中，第一個來到中國并被中國人所熟知和津津樂道的。

緊隨其后的是像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這樣的人和他們背后的企業。而曾經曇花一現的還有王安電腦這樣的公司，但因為大眾傳媒成王敗寇的邏輯很快就被遺忘了。這些成功者在傳媒中都被推崇為人們膜拜和學習的榜樣，而大眾媒體敘述他們的成功故事時，賦予了他們非常相似的特征、性格和人生經歷。他們通常都是年輕的、不安分守己的、獨立的、蔑視傳統的、聰明的，而最重要的是，他們追尋成功時并不走普通人都會走的尋常路，比如說，他們會早早從大學輟學，并在自己家后院或車庫開始自己的電腦事業。這些描述把個人與他們的社會條件和社會網絡隔離開，更關注其事業成功的結果，而不是導致這些結果的個人與社會條件。對公立教育和按部就班地學習與實踐的貶抑，以及對特立獨行和天馬行空的推崇，正好契合新自由主義思潮對政府干涉的反對，標榜成功來自于徹底的自由市場。但事實當然不是這樣。斯特里特（Streeter）在研究社會想象與互聯網發展之間的關系時指出，一些流行的幻想認為，信息經濟時代成功的企業家是從天而降的，他們能創造奇跡純粹是因為個人的洞察力及天賦。但事實與此正相反，像蘋果公司這樣的傳奇企業里幾乎總是少不了擁有廣泛人脈和資金充足的經理人，他們有直通投資者的社交網絡，也有市場營銷和創造企業品牌的成熟經驗：

蘋果不是第一臺微型計算機。在蘋果剛開始創業的時候，已經有許多業余愛好者在組裝小型計算機，并且有些人已經開始制造和銷售了。而使蘋果公司脫穎而出的，是它讓這一新興產業超越了業余愛好者的市場，進入了更廣闊的消費者的世界。據稱，馬庫拉（Markkula），是讓這一切發生的人。他利用自己的知識和社會關系，將企業從業余者生產、業余者使用的小天地中帶到更廣闊的市場中，從而使蘋果公司從所有其他早期的微型電腦設計商里脫穎而出。（Streeter, 2011: 69）

非常相似地，人們對比爾·蓋茨和后來中國的IT精英如張朝陽、李彥宏、馬云等人的贊揚，都遵循著相同的模式，聚焦于奇跡，而忽略了背后的政治經濟等結構性元素。雖然在大致同一個時期，田溯寧等人懷著通過信息技術來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夢想，致力于推進由政府主導與協調的，建設信息基礎設施和傳播通道的工程，但是關于新技術和新經濟的流行社會想象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先前對“第三次浪潮”的現代主義理解，認為其只能來自理性思考、技術知識、政府遠見以及學術共同體的貢獻，現在都轉變成另外一種視野，即反正統文化的個體去自由地、開玩笑式地、無目的地思考和創造，只有這樣才能觸動消費者的情感機制而在自由市場上獲得成功。在新的話語體系中，是企業家而不是科學家，是極客們而不是正規的計算機科學專業的學生，是自由市場而不是政府管理，成就了激動人心的信息時代的繁榮。

新自由主義提供了一種社會想象，在它的視野中，創業精神和自由市場是創建一個自由繁榮的社會的關鍵所在，政府的干預并沒有鼓勵創新，而是極大地限制了創新。這樣一種觀念在對互聯網企業家、風險投資家，以及信息產業的產品與市場增長的大肆頌揚中，得到了最顯著的表達。政府、大學、科研機構從談論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話語中逐漸退卻，而硅谷作為新經濟的起點成了傳媒再現中的圣地。

這個時代的新圣經是一些類似于比爾·蓋茨（Bill Gates）的《未來之路》（The Road Ahead），尼葛洛龐帝（Negroponte）的《數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和凱文·凱利（Kevin Kelly）的《失控》（Out of Control）等書籍。如果把它們和十年前那些未來主義的暢銷書——如《第三次潮流》（The Third Wave）和《大趨勢》（Megatrends）做一下對比——我們就可以發現，技術進化的現代主義話語究竟是如何被再闡釋與轉變為一種由反文化的后現代風格與重新崛起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所結成的奇怪聯盟。

由于新一代的未來主義作品通常是由那些熟悉信息產業的商業化面向的人所著，他們通常會從城市的、中產階級的、個人化的需求和便捷性的視角描述一些可能的技術進步，以及它們帶來的收益。蓋茨和尼葛洛龐帝都告訴讀者的關于電話會議、虛擬購物、快速傳播的媒體內容、在線教育、無紙化辦公、導航服務、虛擬的溝通及互動等技術產品，大多是把之前冷戰時期開發的信息系統小型化及商業化之后的產物。這些描述中完全沒有田溯寧曾經關心過的對現代化和機器生產負面效應的反思與緩解。這使人想起弗雷德·特納的觀點，即中產階級青年反文化的熱情主要是為了解決個人問題，減輕個人焦慮，而不是把世界看作相互關聯的整體并尋找系統的解決方案。（Turner, 2006）與《第三次浪潮》中出現的那種對于新技術的社會角色更加歷史化和結構化的論述相比，新一代的未來主義作品呈現出一種與今天的各類產品目錄相似的特質，通過承諾人們這些新技術能帶來時尚、炫酷及奇跡，來誘惑他們購買這些新奇花哨的小玩意。這種相似之處當然不是偶然出現的，因為在互聯網創業的時代，未來主義話語成為了一種創造心甘情愿、甚至是急不可耐的消費者的宣傳手段。這些書中呈現給廣大讀者的神奇景象及可能性與企業的研發設計高度互動與滲透，在這種情況下，要把技術預測與產品促銷區分開，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關信息社會的想象的另一個重大變化是，這是一個由企業家和自由市場，而不是工程師、大學或公共部門，來帶頭創造新的想法并推動信息社會向前發展的世界。那種認為大學和科研機構是創新的引擎，最聰明的人集中于此并投身科技的現代主義理想被默默地掩埋，因為在新的成功學敘事中，英雄們通常從大學輟學了，并且對正規教育沒有興趣。在中國，大眾傳媒所認可與推崇的互聯網英雄開始從科學家、工程師轉向了一些有奇特思想和強烈個性的大學畢業生，然后又迅速轉向了有錢人——投資互聯網新經濟的風險投資家們，也就是從錢學森、維納，轉向了比爾·蓋茨，最后聚焦于巴菲特。最終，那種能夠吸引眼球、俘獲民眾對于新經濟的想象力的，是那些懂得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和繞過現有問題的人，而不是開發技術、提供愿景以解決特定問題的那個群體。對于普通人來說，他們只能通過成為被動的、享樂主義的消費者與信息社會產生聯系，技術進步的推動者是少數聰明或者有錢的人。但僅僅是十幾年前，中國的技術民族主義者曾經提供過全民學習計算機知識，將信息技術納入到日常生產之中，以提高生產效率、改善工人的生產條件、提升公共服務水平為目標的另類的信息社會想象。

僅僅用新自由主義的視野來理解信息社會是有巨大的局限性的，因為它用個人化的解決方案來應對結構性的問題，只滿足于改變人們對現存事物的看法，而不是對現狀進行改變，并且將金融資本和市場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方案。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是人類的想象力塑造了技術的發展方向與模式，而不是相反。而在新自由主義思潮試圖壟斷我們對于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未來發展的視野與想象的時候，我們不僅需要回顧歷史，認識到今天成就的歷史條件是什么，還需要超越僅僅將人看做孤立的經濟人，將市場關系看做所有人類可能關系的新自由主義思維方式，將社會看做是不同的主體、文化、階層相互關聯、相互協作的共同體，將技術看做是提供公共服務、推進共識與互助，而不僅僅是個體滿足以及與他人競爭的商品與工具。在討論“互聯網思維”或者“互聯網＋”的時候，我們是只看到資本的增值與市場的開拓，還是能夠從人類社會更加基本和緊迫的需求——平等、公正、生態、健康、身份認同、交流、創造性等——出發，去討論技術與政策設計，左右著一個社會對信息技術認識的廣度和深度，也同樣影響著信息社會的未來如何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