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治國使命的現實基礎

習近平在中國改革開放歷經三十多年后的“二次改革”中確立上述治國使命的原因，同樣值得我們回味和思考。筆者以為，這應該與中國社會的現實息息相關。當下中國社會的最大現實是：一方面中國改革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也面臨著一系列嚴重的風險和挑戰。

兩個數據足以證明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第一，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起步那一年，中國人均GDP還不到非洲最窮國家的三分之一，那時候中國真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然而，三十五年后，中國人均GDP在2013年達到6700美元，中國整體上進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國家的行列，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劇變。第二，1978年至2013年的三十五年間，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平均達到9.8%的增長速度。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如此大的一個經濟體經濟連續高增長三十五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已經創造了歷史。

但是我們也要清晰地看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今天，積累的問題也同樣嚴重。而習近平治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問題導向——不管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制定，還是依法治國戰略的推出——都是以問題為導向的。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可以概括為四大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信任風險、政治風險。

從經濟風險來看，主要有兩個問題。其一，轉方式還是保增長，這兩者內在是有沖突的。十八大以后，我們提出了“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的新“十二字方針”。但實施中的情況是：當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時候，就突出穩增長，調結構肯定會受到影響；當經濟增長壓力不大的時候，更可能突出調結構，但調結構可能對穩增長造成潛在影響。這說明協調兩者并不容易。

調結構的重要性毋容置疑，因為我們面臨“四個難以為繼”：低成本出口戰略以金融危機爆發為標志難以為繼；低端產業主導的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資源環境的傳統使用方式難以為繼；收入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問題使社會穩定的大局難以為繼。這“四個難以為繼”，說明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非常緊迫。但從2013年開始，中國的經濟下行壓力越來越大，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我們不得不再把穩增長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究竟是中國經濟高增長三十五年以后的理性回歸，還是中國經濟真的出現了大問題，看法不一。我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沒有大問題，但卻有四種隱憂：一是嚴重的房地產泡沫；二是地方債務，其中顯性約有二十萬億，隱性更多；三是金融體系改革滯后導致影子銀行作祟，一方面流動性泛濫，一方面銀行缺錢，加大了金融體系的風險；四是產能過剩。因此，轉方式、穩增長兩者如何協調，克服沖突，對我們駕馭經濟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戰。

對于社會風險，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格局被扭曲了。造成利益格局扭曲的原因很多，但在我看來主要有三：分配制度不合理、機會不均等，以及既得利益集團興風作浪。

從分配制度不合理來看，中國三十六年的改革開放，城鄉、貧富、行業、地區四大差距沒有一個被縮小，都被放大了。從機會不均等來看，企業之間不在同一競爭的起跑線上，國有企業很強勢，但很難解決腐敗問題，民營企業相對弱勢。另外人與人的發展不在同一起跑線上，有權有勢的子女游刃有余，要當官可以當官，要發財可以發財，草根小孩、農民小孩即使考到清華、北大這樣的一流大學，畢業以后也未必找到體面工作。有人說中國全面進入“拼爹時代”，這可能使社會階層趨于固化，底層的人往上流動的空間越來越少，繼而可能會誘發暴力事件。從既得利益集團興風作浪來看，既得利益集團既掌握權力，又掌握資本，還掌握資源，三者疊加，控制相當多的中國財富，這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對于信任風險，正如我前面所講，中國問題說到底是一種嚴重的危機和信任風險。現在是網絡時代，中國有6.3億網民、有12億手機用戶，超過60%的網民都利用手機上網。這些年來出現的如此多的網絡事件，多數都是沖著黨政機構和官員去的，任何差錯都可能導致黨政公信力的下降。

對于政治風險，我們能不能通過反腐遏制腐敗的蔓延，不僅關系到腐敗本身，甚至關系到老百姓能不能再次支持我們的二次改革。十八大以后，習近平本想盡快推進全面改革，但后來很多人發現改革啟動都很困難。所以改變策略，先打虎，后改革，通過打老虎，特別是打大老虎，讓老百姓看到希望，有了信心，這樣才有可能支持我們的二次改革，這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前提。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習近平的治國理念、治國使命、治國策略都是建立在這樣的社會現實基礎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