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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統計數據顯示，2010 年中國老年贍養比約為8:1，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的比例將迅速降為5:1，2030 年為3.5:1；2050 年為2:1，老年贍養負擔接近德國和日本，較英國和美國嚴重。

如果老年人口持續低收入和低消費，服務業的發展將因缺乏購買力而停滯，產業結構轉型和人口結構變化將難以實現同步和互相匹配，從而制約中國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

衡量人口老齡化需要研究實際贍養比

國際社會界定一個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有兩個標準：一是進入老齡化，即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0%，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聯合國標準）。按照這個標準，美國在1965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在2001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二是進入深度老齡化，其老年人口贍養比達到5:1（學術標準），即五個勞動人口（15～64歲）供養一個65歲以上的老人。基于這個比例，養老金稅率可以定為10%；納稅人的可支配收入為90%，用于養孩子和買房子；養老金的替代率是工資收入的50%，用于養老和醫療，即“10:9:5最低贍養率”。這個比例是兩代人均可以接受的，而且是邊界值，一旦老年人口贍養比變為4:1甚至3:1等，則養老金稅率上升，養老金替代率下降，一系列社會問題將隨之產生。

老年贍養比可以通過統計數據得出（區別于實際贍養比）。中國人口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老年贍養比約為8:1，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這一比例將迅速降為5:1，2030年為3.5:1；2050年為2:1，老年贍養負擔接近德國和日本，較英國和美國嚴重。從數字上看，目前中國尚有約10億勞動人口。但統計數據忽略了很多社會問題，例如，將6億農村勞動力視為充分就業，忽略了占中國總人口約6%的殘疾人群、占總人口10%以上的低收入人群以及登記失業率遠低于實際失業人口等事實。

為此，我們需要研究實際贍養比（胡乃軍、楊燕綏：《實際老年贍養比和公共養老金》，《老年社會研究》，2011），真實展現中國“未富先老”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計算老年人口實際贍養比，需要從15～64歲的勞動人口中去除五種人群，即在校生、沒有收入的失業人群、沒有勞動能1 力的殘疾人群、供養自己能力不足的低收入人群以及在64歲之前提前退休和領取養老金的人群。相關測算結果顯示：中國老年人口贍養比在2012年已經達到5:1（假設農村勞動人口全部就業，否則情況將更加嚴重），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這個比例將達到3.5:1。由于中國社會尚未出現國際社會因人口老齡化而造成的顯著負面影響，因此，有人懷疑研究人口老齡化的必要性。實際上，這主要是由于中國老年人口低消費的緣故，特別是農村老年人口日均消費大多不足1美元。這導致中國政府自2006年以來連年強調拉動消費，以求中國經濟社會“平穩較快”地持續發展，但效果并不明顯。隨著中國產業結構調整進程的加快，第三產業和服務業占比將達到70%～80%（目前約為40%），同期老年人口占比約為20%～30%。如果老年人口持續低收入和低消費，服務業的發展將因缺乏購買力而停滯，產業結構轉型和人口結構變化將難以實現同步和互相匹配，從而制約中國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

人口老齡化挑戰公共政策

實際贍養比的研究價值在于揭示公共政策失誤將加劇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人口老齡化是不可逆轉的，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諸多影響，具體表現在：老年贍養負擔加重，勞動人口稅負加重；老年人口收入直接影響產業結構，老年服務產業化，從而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老年人口儲蓄直接影響當期消費和國家儲蓄能力；養老基金保值對資本市場和投資管理提出挑戰；加重4:2:1家庭結構，空巢老人成為社會問題，老年護理成為社會需求；不同代際之間的認同感變得越來越弱，等等。這些都要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以及公共政策做出相應調整。

科學統計人口，做到心中有數。信息時代的經濟大國必須是統計大國。在伴隨人員流動單位檔案和戶口出現“斷檔”現象后，社會管理將出現一定程度的“失控”。此時，傳統的追蹤式人口普查已經數不清人頭，這將導致國家對出生人口和出生率的錯誤判斷，進而直接影響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執行的質量。生育率過高將導致資源、人口和消費之間的矛盾，生育率過低將加劇老齡化和人口結構問題，準確把握生育率是新時期計劃生育政策實行的重要條件。鑒于此，中國亟待貫徹《社會保險法》，建立國家社會保障總局，完善公民社會保障權益記錄管理體制，以社會保障權益記錄為核心建立社會化管理的居民檔案（這
個檔案具有終生記錄、及時更新、政群互動三個特征，其他部門的信息管理不具有這三個功能），依法建立嚴格的保護居民信息的密鑰制度，在政府部門和相關機構之間建立信息共享和定期更新的操作機制。在此基礎上，可以建立國家人口數據的定期截取、統計和分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