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斗爭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和改革開放事業的成敗。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堅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老虎蒼蠅一起打”，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狠抓反腐工作，一批大老虎紛紛落馬，并且撥出蘿卜帶出泥。其中，“一把手”腐敗成為重災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為公開制度，保證領導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權、權重不謀私。

一類特別的腐敗行為——用人腐敗

《國家治理》周刊：“一把手”腐敗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其危害如何？

任建明：在討論“一把手”腐敗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一把手”的范圍。“一把手”是一個俗稱，并不是嚴謹的概念。狹義的“一把手”僅指一級政府領導班子的負責人，也就是中央、省、市、縣、鄉各級黨委的書記，全國總計約4.5萬人，這類“一把手”可以稱為書記“一把手”。廣義的“一把手”常常還包括各級政府部門的“一把手”，以及國有企事業單位的“一把手”等。就我本人的觀點來看，更愿意選擇狹義的“一把手”概念。這類“一把手”反映了我們黨和國家體制的最大特點，他們掌控著近乎絕對的權力，是最難以受到監督的一群人。部門“一把手”和國有企事業單位“一把手”都不能和書記“一把手”相提并論。所以我下面的討論主要圍繞書記“一把手”展開。

由于“一把手”的特殊性，與其他類型的黨政干部比起來，其腐敗的程度，包括腐敗率和腐敗情節都會更加嚴重。書記“一把手”通常握有干部人事任免權，這主要是由“黨管干部”的原則和各級黨委分管干部任免的具體制度所決定的。因此，除了像其他黨政干部有房地產腐敗、工程腐敗等腐敗行為之外，“一把手”還有一類特別的腐敗行為，即用人腐敗。在許多情況下，正是由于干部任免權，使“一把手”掌控的權力具有相當的魔力，可以驅使、支配其他的任何權力，例如行政權、執法權、司法權、監督權。山西翼城縣原縣委書記武保安與他的妻子在因腐敗犯罪接受調查時，曾多次感概地說：“當書記與當縣長就是不一樣”。他的體會說明了“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間的權力有質的區別。武保安在升任縣委書記之前，就在該縣任縣長，其感受具有相當的可信度。正是因為“一把手”的特殊性，其腐敗的危害也特別的大。不僅是一般的腐敗犯罪情節嚴重，還可能導致一批人犯罪，形成一個個腐敗的網絡或集團，其腐敗對于黨和國家執政合法性有巨大損害。一些位高權重的“一把手”通過腐敗行為，建立起了腐敗集團或“王國”，進一步刺激了他們的野心，他們很可能不滿足于經濟上的利益，而滋長起政治覬覦。對于黨長期執政和國家政權穩定來說，將是一個十分危險且現實的威脅。

如何“消滅”“一把手”腐敗——“分權”

《國家治理》周刊：滋生“一把手”腐敗的誘因有哪些？根源在哪里？

任建明：與其他非“一把手”腐敗比較來看，“一把手”腐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手中的權力太大，說太大還不夠準確，應該說是太絕對。政治學早有公理：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因此，“一把手”腐敗發生率高，情節最嚴重，危害也最深。除了“一把手”掌控絕對權力這個根源之外，其他的具體腐敗誘因也有很多，例如，金錢、美色、享受、人情、社會小圈子的私人利益等，這些都可能導致腐敗行為的發生。

《國家治理》周刊：對于“一把手”腐敗該從哪些方面進行監督和預防？

任建明：理論界、實務界對于“一把手”腐敗如何治理的討論已經相當多了，大部分對策建議不外乎是主張對“一把手”的有效監督，我認為有一些對策建議還是有一定作用的。例如，實行領導班子決策的“票決制”。2002年《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就規定，可在地市以下部分干部任命決定中采用全委會“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這種“票決制”決策方式將有效分解“一把手”手中的權力，破除“一把手”權力過于絕對的現象。但是，試圖通過這類辦法來全面、有效監督“一把手”，似乎還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個人建議：破解“一把手”腐敗監督難題的根本措施就是讓“一把手”消失，換句話說，只要事實上存在“一把手”，就不可能出現有效監督“一把手”的對策。試想一下，為什么數千年的封建王朝都無法實現對權力的有效監督？答案很簡單，因為它們實行的是專制獨裁的集權制度，在領導體制上看，就是因為有“一把手”的存在。人類文明演進到近現代之后，有些國家通過分權，“消滅”了“一把手”，實現了對權力的有效監管。那么，對于我們而言，如何“消滅”“一把手”腐敗呢？答案也是“分權”。黨的十七大就已經明確提出要“建立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都有明確的意涵，關鍵是通過改革行動將之付諸實施。

在法律執行上真正兌現法治精神

《國家治理》周刊：接下來治理“一把手”腐敗的趨勢為何，重點何在？

任建明：我認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些改革部署對于破解“一把手”監督難題具有重大實質意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反腐敗體制機制改革，二是司法體制改革。反腐敗體制機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在黨的紀檢“雙重領導”體制上進行突破，包括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強化派駐監督和巡視監督，強化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等。司法體制改革的關鍵內容是“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無論是反腐敗機構還是司法機關，主要行使的都是監督權，而相關改革就是提升監督權的獨立性。如果在監督權上能實現突破，對我國權力結構化改革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策略選擇，對于“消滅”“一把手”腐敗的作用也是直接的。

黨中央堅定反腐敗的政治決心、反腐敗實際努力和持續推進的改革將形成良性互動，只要堅持下去，反腐敗就大有希望。只要中央在最新“反腐敗五年規劃”中提出的“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這個目標能夠如期實現，反腐敗趨勢就會發生重大轉折，從持續多年的腐敗“越反越多”走向“越反越少”。只要全面深化改革藍圖能夠逐步變成現實，最終徹底戰勝腐敗的目標就不會只是空想。

《國家治理》周刊：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過程中，如何通過法治來預防和遏制“一把手”腐敗？

任建明：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主題，讓我們備受鼓舞?；邳h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相關改革精神和最近的司法改革部署，我對四中全會充滿期待。重要的還不是制定多少新法律的問題，而在于確立法治原則，實質推進國家的法治進程，尤其是在法律執行上真正兌現法治精神。其根本保障就是司法監督權的獨立性和權威性，當然也包括司法人員的職業化。法治能得到實質推進，一定大大有利于對于腐敗的防治，也大大有利于解決“一把手”腐敗問題。

（采訪整理：本刊記者李習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