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者居上：有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道路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全球治理機制正在發生深刻變革。這是中國官方對于全球治理問題的最新概括和戰略判斷。這是我國官方第一次在最高文件中以“全球治理”取代了“全球經濟治理”，表明中國不再把全球治理限定在經濟事務領域，它涵養政治、經濟、安全、社會和其他新領域的內容。④

全球治理理念彰顯中國文化內涵。文化作為思維方式影響著國家的外交行為，一國對外形象和對外態度的被接納和受歡迎程度則取決于行為體的文化內涵或者說價值觀，而“國家利益來自國家特性”。⑤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指出：“西方觀察者不應低估這樣一種可能性：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更靈活、也更激烈的活力與自身保守的、穩定的傳統文化融為一爐。如果這種有意識、有節制的進行的恰當融合取得成功，其結果可能為文明的人類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⑥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不斷融入國際體系，在全球綜合治理中顯示出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向世界展示一個自信又有親和力的良好形象，有賴于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著力點。

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在當代中國外交中已經有所表現，如“和平發展戰略”、“和諧世界”、“不干涉內政原則”、“新的安全觀”等，無不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和諧世界”思想的文化根基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關于治世方案在當代的延伸。中國和諧崛起外交范式要塑造的是國際關系中的孔子形象，其基本特點是從個人的道德和修身延伸到國家之間的關系上來。當今世界各國間的戰爭因素，各國內部存在的犯罪活動，其最終根源還是人們“仁”德的缺乏，我們的一些法制法規雖然能在某種程度上阻止、緩解這些惡性事件的發生與發展，但卻不能從源頭上杜絕。

儒家文化看到了人類達到和諧、人類社會達到和平安定的根本所在，那就是人人守分，人人都有仁愛之心。儒家思想清楚地認識到人性的弱點，但并不像現代社會管理思想家那樣致力于通過具體、細密的制度來限制人可能會妨礙、傷害他人的行為，而是努力引導人們完善自已，通過自覺的力量使自已走向完美，而社會也在這個過程中和諧起來。對人類社會來說，這可能是最根本的理想發展之路。

此外，儒家思想指向全人類的和平。政治家們的目標常常是本國的生存和發展，儒家思想的目標則是天下的太平。在中國古代社會，面對世道的混亂與爭奪，儒家提出不是由外在的制度限制人的私欲，限制人的行為，也不支持社會集團在劇烈的沖突中最終達成一個平衡，而是啟動了人內心中的價值追求與意義追求，引導人們追求尊嚴，榮耀，從而淡化對世間利益的爭奪。⑦

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是中國數千年“和合”文化在當代的體現。中國運用傳統文化中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分析指出，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是社會事務和社會關系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

因此隨著我國國家實力的增強，摒棄了以武力和戰爭實現崛起的發展道路，不以損害他國利益來實現自身的發展，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也是對世界各國傳統發展道路的反思和創新。在處理和西方國家的關系上，中國沒有選擇和美國爭霸，而是選擇了和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接軌。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融入國際體系，深入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于新興國家的變化，世界多極化趨勢更加明顯，新興國家在全球治理領域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新興國家在全球GDP和貿易中的比重明顯上升，發達國家的比重下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改革中的地位顯著加強。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中的話語權將提升，IMF改革和國際金融監管治理臨近突破口，但仍受到美國阻礙。2010年，IMF總裁卡恩宣布，IMF改革將在2012年10月前完成。屆時，IMF將向新興經濟體轉移超過6%的投票權。其中，中國的投票權將從3.65%升至6.07%，排名從第六躍居第三，影響力僅次于美國和日本。但是2010年份額改革方案的審批程序至今沒有完成，作為IMF最大股東、投票權占17%的美國遲遲未能批準，導致這項改革至今仍然擱淺。

應對人類工業文明帶來的氣候變化是當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在氣候變化領域，中國在推動國際體系變革方面潛力增強。保護環境、應對氣候變化，表面上看是關乎人類生存的道德關懷，其實質是全球政治、經濟利益的再分配。而無論是減少排放量還是適應氣候變化，都需要強有力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因此資金和技術的轉移方式，正是當前氣候變化談判的主要爭議點，據有優勢的發達國家依據國際貿易的規則，排斥無償的供給，而發展中國家有理由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僅僅是發達國家應對自已在國際體系中心地位的借口。⑧

中國無疑是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推動者。中國是最早制定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展中國家，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召開前兩周中國作出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從數據上看，中國作出的減排承諾相當于全球同期減排量的1/4。201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上，中國對于可持續發展提出三點建議，表明了在可持續發展問題上國際合作的負責任的立場。

此外，全球安全治理在很多領域陷入僵局，對全球治理提出挑戰。自1990年以來，人道主義干涉思想泛濫，“保護責任”概念由此產生。個別西方國家借保護他國為名，對他國的主權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始于2011年的敘利亞危機，中俄聯手制止西方在敘利亞問題上濫用干預機制，為全球安全治理開創了一個新的典范，意義深遠。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體系。從經濟參與到全面參與，從雙邊參與到多邊參與，從較多的軍事參與到越來越多的外交參與，而且這一歷史進程不僅使中國學習、接受、內化國際制度和規范，也使中國不斷形成自已關于相互關系的新認識，進而以不斷壯大的實力影響國際體系的“雙向社會化”過程。我們相信，隨著國際體系的深入變革和中國綜合國力的繼續提升，中國與國際體系關系的互動必將帶來新的變化。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注釋】

①⑧梁守德，陳岳：《變革中的國際體系與中國責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第100頁，第287頁。

②③朱立群：《中國與國際體系：進程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第316頁，第256頁。

④黃仁偉：“全球治理機制變革的新特點和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機遇”，《當代世界》，2013 年第2期。

⑤［美］薩繆爾·亨廷頓：《美國國家特征面臨的挑戰》，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第9頁。

⑥［英］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5頁。

⑦張德蘇：《從“禮壞樂崩”到“克已復禮”》，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第261頁。

責編/韓露（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