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隨著經濟總量的增加，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在參與國際體系方面顯示出日益強大的影響力。中國從國際體系的挑戰者、游離者轉變為國際體系的建設者、利益攸關方，其參與實踐給中國帶來了怎樣的身份變化、中國對國際體系的貢獻程度以及促使中國對外政策發生歷史性變化的原因等問題是當前中國與國際體系關系研究領域的關注重點。

【關鍵詞】中國際體系　全球治理　歷史進程　參與

【中圖分類號】F125.1  　　　　    【文獻標識碼】A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家整體實力的增強，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特別是近幾年中國的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參與國際體系的廣度深度大幅增加。

與世界歷史上任何一段大國崛起的歷史相比，幾乎沒有一個大國曾以這樣的氣勢躍然于世，這種變化也是任何主流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難以解釋的復雜現象。現代主流理論，不論是傳統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還是社會建構主義以觀念結構來解釋國家的行為，它們在解釋中國參與國際體系進程中都碰到了困難。

傳統現實主義強調零和博弈，但中國在參與國際體系，展開外交活動時與他國更多地體現的是一種非零和博弈；進攻性現實主義強調大國崛起的最終目標是為了追求全球霸權，而中國近些年的任何進展都招致“中國威脅論”。然而，中國保持了30多年和平融入國際體系的基本行為特征；以觀念結構解釋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則更多看到的是中西方觀念結構的差異，而對于其合作發展的態勢關注不夠。

當前，國際體系進入深入調整時期。縱觀中國參與國際體系的歷程，從新中國成立初國際體系的反對者、游離者到改革開放后的部分參與直至近年的積極、主動融入，已然成為國際體系的建設者和利益攸關方，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

邊緣化：國際環境（1949～1971）與中國的國際身份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就曾試圖平等地融入世界體系。但事實上，新中國參與國際體系屢屢受挫，由于在兩極格局背景下，主導世界秩序的美蘇兩大國盡可能在全世界擴大勢力范圍，并發起了以兩種社會制度對抗為特征的冷戰。因此當中國在加入國際體系的過程中受到重大挫折時，更加堅定地轉向社會主義體系，將自已定位為西方體系的反對者，第三世界國家的同情者、支持者。

新中國成立之初曾致電聯合國，要求聯合國“據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與精神，立即取消‘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然而這一正當要求卻遭到美國的拒絕。1951年2月，聯合國通過了美國提出的指責中國是朝鮮的“侵略者”的決議；1951年5月18日，聯合國大會進一步通過了美國提出的要求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對新中國和朝鮮實行禁運的決議。中國認為聯合國已成為“美帝國主義的工具”，自此，聯合國就逐漸與新中國形成了對立的身份關系。由于國際環境的影響，中國無法獲得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也被其他重要的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拒之門外，成為國際體系的游離者。

從國內資源來看，新中國參與國際體系的不利影響主要是國民黨殘余勢力的阻撓。當時，新中國并沒有將國民黨政府的殘余勢力肅清，蔣介石政權退守臺灣后，仍然在國際上發揮影響。由于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其派駐的代表仍然代表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行使否決權。

新中國外交是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展開的。盡管中國人民熱愛和平，把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作為外交的目標之一，但是由于面臨嚴峻的國際形勢，中國外交行為中存在鮮明的敵友觀。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后來的“文革”，不僅是左傾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更是一種政治工作全局性的失誤，導致我國外交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1965年林彪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人民戰爭勝利萬歲》，認為“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整個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美的人民革命斗爭為轉移。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美的人民革命斗爭當成自已的共產主義責任”①。因此這一時期中國的國際身份在西方國家看來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國際體系的挑戰者、反對者、游離者。

身份重塑：基于“雙向社會化”特征的國際體系參與道路

中國參與國際體系是一個不斷連續的互動過程，既受到國際環境、國外壓力的影響，也是中國內部政治變革和對外政策調整的自覺需要。在此過程中，中國通過學習、遵約、實踐、創新形成關于與國際體系相互關系的新認知，通過各種實踐活動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形成新的身份。同時，中國在參與實踐中，通過創新，創造影響國際體系，促進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這個過程具有典型的“雙向社會化”②特征。

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標志著中國開始融入國際體系，從此中國以此為平臺開展國際交往，開啟從部分參與到全面參與國際體系的歷程。尤其是1978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與國際體系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但是，中國這30多年的外交政策很難用修正主義國家或者維持現狀國家的角度來理解。中國不再激烈地向國際體系挑戰，而是靈活地奉行現實政治。中國相繼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國際勞工組織等國際組織。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基本上參與了所有重要的國際組織，中國開始建立與各項國際制度的廣泛聯系。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1980年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開始參與多邊國際經濟組織的新進程。中國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承擔在IMF內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與IMF的互動并不活躍，對IMF的利用也很有限。而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迅速增加，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增強，中國與IMF的互動關系發生了變化，兩者的參與實踐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更是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時機，增強對IMF的影響，承擔更多責任。2010年，IMF執行董事會通過了改革方案，決定增加新興國家的發言權，向這些國家轉移6%的份額。如果改革落實，中國會大幅提高在IMF中的份額和投票權，將從3.72%提升至6.39%。這反映出中國在國際金融機制中的身份變化，從形式上的身份向實質的價值承認轉變。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完成了歷時15年的復關入世之路。WTO是中國加入的最后一個重要的國際組織，也是我們重返國際舞臺的強烈信號，也是中國參與國際體系的身份變化的標志。入世以來，中國的國際身份從體系的學習者正在向積極的作為者轉變。一方面中國進出口迅速增加，給世界帶了價廉物美的商品；另一方面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全球貿易保護措施急劇增加的情況下，中國堅持擴大開放，增加進口，成為拉動世界經濟走出困境的重要力量。

同樣以中國參與國際人權組織的歷程為例，這一實踐也是在復雜互動中不斷學習、借鑒，形成國際人權組織與中國相互關系的新認識，并逐漸獲得其承認。從改革開放初，中國對國際組織依然是有選擇地參與，對于人權之類可能限制國家主權和獨立自主的國際組織的參與則要權衡再三，即使加入也會保持低調姿態參與。③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中國開始以積極的姿態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人權制度的建設。因為任何國際人權組織，如果沒有中國這一占世界人口1/4的國家加入，不能說它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從中國參與國際人權組織的歷程看，一方面反映了中國不斷融入國際體系中的適應性變革，另一方面表明了中國越來越認同國際人權規范，而不是試圖挑戰現有人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