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雙重策略
二戰結束初期，政治家們對待納粹主義的立場無法用一個兩極分化的、純粹對立的模型來概括。反對清理過去的納粹政權的執行者、認同者和同情者，致力于對納粹歷史作一評判的抵抗者、流亡者和受害者，未曾向納粹主義靠攏的保守派民主主義者和左翼自由主義者，這些人在納粹問題上無法完全保持一致。然而，隨著1949年基民盟／基社盟以微弱優勢戰勝社民黨，組建第一任聯邦政府，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當選為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聯邦德國主導的歷史政策被確定下來。1950年代是阿登納執政的主要時期。當時，聯邦德國對歷史的思考很大程度上與對“非納粹化”的批判結合在一起，其關注的是1945年以后的政治社會現實，而非1945年前的納粹罪行。
1950年5月8日，正值德國戰敗投降5周年之際，《法蘭克福匯報》的創始人之一奧托·克勒佩爾（Otto Klepper）撰文指出：“人民的意識不應該還由于對勝利和失敗的、有罪和無罪的、優秀和邪惡的、自由和不自由的民族加以區分而困惑迷惘。舊賬單必須被撕碎和丟棄。只有能夠遺忘必須被遺忘之物的人，才是自信的。”⑨克勒佩爾代表了當時絕大部分德國人的態度——對納粹歷史和罪責問題避而不談。不過，這種避而不談，并非指這個國度沒有人提及納粹主義和二戰。無論是在私人領域還是公共政治領域，這段歷史從來沒有被抹殺和禁忌化。所謂的沉默和排斥，主要是指對個人罪行的沉默和對集體罪責的排斥，是指德國人政治意識中負罪感、羞恥感和內疚感的基本缺失。從國防軍士兵、納粹官員到納粹黨員，大家都認為自己是清白的，都希望得到理解和安撫。與這種社會氛圍相一致的，是這一時期聯邦德國面對納粹歷史奉行一種接受與拒絕并行的雙重策略。
一方面，“非納粹化”的完成、一系列赦免法的頒布和1945年以來被免職的公職人員大規模的重新任命，⑩使得納粹政權曾經的執行者和擁護者融入了聯邦德國。保守派民主主義者深信，德國政治民主化的過程與面對納粹歷史的過程無法取得統一，他們推行整合政策，為曾經的戰犯、執行者和追隨者無差別地提供重新融入全新的民主社會的機會。這一舉措的順利施行，主要得益于冷戰的爆發。1948年的柏林危機，一夕之間就讓這個帝國舊都從法西斯主義的中心變成了民主自由的戰場，長期以來的敵人也隨之變成了與共產主義作戰必不可少的盟友。可以說，沒有東西方的激烈沖突，納粹人員的融合政策絕對無法如此迅速地得到戰勝國的允許。整個1950年代，對納粹罪犯追究刑事責任的訴訟幾乎完全陷入停頓狀態，因為戰勝國的審判而身陷囹圄的納粹分子們都逐漸得到了開釋，納粹帝國的精英分子幾乎都重新回到了各自的崗位上。在冷戰面前，非納粹化步步退卻，最終失去了意義。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反對派曾提出對相關人員加以嚴肅對待的想法，卻始終未得到推行。在針對共產主義的新戰斗面前，對納粹歷史的清理與討論擱淺了。反對戰勝國的懲罰和改造措施與反對共產主義，構成了聯邦德國早期政治意識的兩大核心。將民眾個人的歷史與聯邦德國的現實割裂開來，重要的不是一個人在納粹時期做了什么或者他如何看待這段歷史，而是他能夠為新秩序做什么：這就是聯邦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解決第三帝國遺留下來的人事問題的準則。
而另一方面，聯邦德國年輕的民主政權試圖在自我形象的塑造上與納粹主義徹底劃清界限。它將自己的政治狀態視為對納粹主義的否定，并就此使自己在各個方面都與納粹歷史保持距離。聯邦德國建立初期，由于第三帝國的罪惡行徑，由于納粹政權的徹底崩潰和無條件投降，由于分區占領和主權喪失，由于民族分裂，歷史傳承和認同問題顯得尤為迫切。為了重新塑造自我認同，聯邦德國拒絕集體罪責說并將德國人視為納粹政權的犧牲品。在這一點上，聯邦德國的政治界達成了共識。
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這種接受與拒絕并行的雙重策略在20世紀50年代能夠成功推行，令人難以置信。從一開始就有許多人認為這種解決納粹遺留問題的方法是錯誤且徒勞無功的。但事實上，在聯邦德國的整部發展史上，這種與納粹歷史交鋒的方式完成了歷史使命，自有其值得肯定之處。至少，我們無法苛求在人數上完全處于劣勢的納粹政權的反對者和受害者，能夠在社會的各個領域與那些昨天還在鎮壓和迫害他們的人對抗。更多的德國人通過在公共領域對納粹罪責保持沉默——既不贊揚納粹德國的反對者，也不指責它的支持者——來維護年輕民主政體的鞏固。雖然在今天的眼光看來，這種沉默與民主之間的關聯令人費解，但是哲學家赫爾曼·呂伯（Hermann Lübbe）仍然將這種對納粹歷史的“交際性沉默”（kommunikatives Beschweigen）視為聯邦德國民主制度在戰后初期獲得成功的秘訣。
在20世紀50年代，聯邦德國仍然未能真正與納粹歷史脫離關系，因為德國人完全沒有從感情上接受和理解第三帝國的崩潰。他們不是討論和研究其對納粹罪行的責任，而是試圖去否認和虛化它。這種方式使得聯邦德國始終無法真正擺脫歷史的魔咒。
20世紀60年代：變化轉折
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的聯邦德國處在戰后重建的療傷期，以溫和與遮掩的姿態對待納粹歷史，那么20世紀60年代的它則邁入轉型期，面對納粹歷史，開始變得態度強硬。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得聯邦德國在短短10年內三易總理。執政者的頻繁更替使得它無法推行系統的歷史政策。但國內外的政治形勢又促使它不斷突破原有界限，將納粹歷史剖于人前。
1959年的平安夜，科隆一座猶太教堂遭到破壞，反猶主義者在外墻上大肆涂寫納粹十字標志和“德國人要猶太人滾出去”的標語。到了1960年1月底，聯邦德國全境僅僅是登記在冊的反猶主義事件就已經達到了470起。這股反猶浪潮標記了1950年代克服過去模式的結束。它就像是扇在德國人臉上的一記響亮耳光，使得聯邦德國曾經的行事方法備受指責。與納粹歷史進行交鋒的一段新時期開始了。在二戰結束15年后，納粹歷史的感知視角發生了變動，關注的焦點不再是納粹政權在政治和道德層面上的消亡，而是納粹相關人員的人事連續性和社會整合性是否正確。聯邦德國的掌舵者們開始意識到，德國人在1945年錯過了一個真正重新開始的機會。國內外要求重啟非納粹行動的呼聲越來越強。那些要求在公共領域圍繞納粹歷史及其后果展開討論的觀點，第一次占據了上風。幾乎所有就這些反猶主義事件公開發表看法的政治家，都強調在面對納粹遺留問題時采取思想和教育領域新措施的必要性。德國人開始明確意識到，只有大規模的、持續深入的公開討論，才是對待納粹歷史的正確方式。
此后，聯邦德國圍繞納粹歷史展開了激烈的批判與辯論，尤其是圍繞納粹罪犯之審訊與追訴而展開的大討論，第一次將納粹罪行的駭人規模和精英分子在其中的深入糾葛清晰地展現在公眾面前，喚醒了德國人對戰后歷史意識的深刻質疑和痛苦拷問。其中反響最大的事件包括：1958年在烏爾姆舉行的特別行動隊審判和在路德維希堡成立的“各州司法機關納粹罪行中央偵查中心”、1961年在耶路撒冷舉行的艾希曼審判、1963至1965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第一輪奧斯維辛審判，以及1961、1965、1969和1979年聯邦議院關于納粹罪行追訴時效的四次辯論。
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與納粹歷史的交鋒中引發的社會政治沖突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并最終在議會外反對運動——六八年的學生運動——中爆發了出來。個人在納粹時期的作為問題被政治化和現實化了，個人生活史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意義并且置于政治評判的標準下。這在聯邦德國不同代際之間劃下了難以逾越的鴻溝。與此同時，想要將第三帝國的歷史封存起來并且從聯邦德國的前史中排除出去的嘗試，遭到了徹底批判。德國人發現，聯邦德國與納粹主義之間的連續性以及二戰后的德國歷史根本不存在任何零點、斷裂或者完全意義上的重生。由此，六八學運指出，聯邦共和國無法避免滋生新的納粹主義的危險，因為法西斯主義的前提——現代德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還沒有得到改變。所以他們的口號是：資本主義導致了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必須被消滅。在克服歷史的進程中，學生運動帶來的影響顯而易見。它促使了一種新共識的形成，那就是：納粹主義還不屬于歷史，它還沒有消失，不是德國歷史上已經被翻過去的一頁；相反，它是聯邦德國社會與生俱來的危險要素；納粹主義不是一個歷史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在此基礎上，人們更加迫切地要求真正的民主。
坦言之，學生運動這一代人與納粹歷史的交鋒，更多地是改變了聯邦德國的歷史政治意識，而非具體的歷史圖景。他們并未就這段歷史作任何具象的敘述，也未就深化對其的認識提供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事實上，他們并不愿意傾聽父輩們究竟要說什么，而只愿意對其加以審問和判決。他們更傾向于用憤怒和譴責鑄就的長矛，去刺穿第一代聯邦德國人在納粹主義面前搭起的屏障。年輕一代的訴求迫使聯邦德國與其納粹主義的前史正面交鋒。可是，問題在于，這一代德國人只是深陷一種歷史清算的狂熱中，而無法將這種情緒化的亂流導向對歷史進一步的認知和洞察。整個社會因此籠罩在憤怒、震驚、沮喪、抱怨和控訴的氛圍下。
20世紀60年代的聯邦德國雖然沒有形成針對納粹主義的系統歷史政策，但是拓展了審視納粹歷史的話語空間，掃清了司法障礙，完成了與納粹歷史交鋒的人員儲備。就此而言，它是一個歷史政治意識轉型的時代，是一個為之后克服過去積聚力量的時代，影響深遠。
20世紀70年代：全新模式
1968年席卷西歐的學生運動過后，社會民主主義在聯邦德國迎來了政治上的繁榮期，社民黨終于成為了政壇上的一股決定性力量。1969年7月，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W. Heinemann）就任聯邦德國第三任總統，成為二戰后第一位擔任總統一職的社會民主黨人。同年10月，時任社民黨主席的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當選為聯邦德國第四任總理，領導社民黨與自民黨組成了聯合政府。聯邦德國由此進入了“社會民主黨的年代”，直至1982年基民盟／基社盟與自民黨結盟后重新執政。1969年的政權交替，不僅意味著社民黨開始主導聯邦德國的內政外交，同時也意味著它開始系統地構建自己的一套歷史政策。1970年5月8日，聯邦議會首次就二戰結束發表官方看法。自此以后，政治家們終于跳出行政和立法的框架，直接地圍繞納粹主義展開爭論。作為“另一個德國”的代表，作為一個“被解放”而非“被戰勝”之德國的總理，勃蘭特于1970年12月7日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震驚世界的一跪，在更廣闊的舞臺上為社會民主主義以批判和反思為主基調的納粹歷史克服之路拉開了大幕。在20世紀70年代，社民黨—自民黨聯合政府大力地推進了聯邦德國正視和反思歷史的進程，同時也擴大了與基民盟／基社盟之間的對立。
社會民主主義歷史圖景的第一個重要立足點，在于對俾斯麥及其建立的德意志帝國持批判態度。社民黨政治家們主張不應該停留在希特勒政權時期，而要往歷史深處、往俾斯麥帝國去追問“德國的浩劫”產生的原因。1965年4月1日，在基民盟／基社盟慶祝俾斯麥150歲誕辰時，就沒有一位重要的社民黨政治家參與其中。1971年1月，值德意志帝國建立100周年之際，社民黨人更為鮮明地舉起了反對的旗幟。勃蘭特認為，俾斯麥及其帝國不應該再被視為德國歷史進程中的“榜樣”。海涅曼在1971年1月17日的全德廣播電視講話中指出，1871年在德國只有實現了“外部的統一而沒有完整的公民內部的統一”。一方面，他承認俾斯麥的政策（即在排除奧地利的前提下強制性地建立了小德意志的王侯聯邦國家），是正確的。但另一方面，他認為帝國的建立不但“摧毀了民主的與民族的意愿之間的聯系”，而且“將德國人的民族意識片面地束縛在君主制保守主義的力量上”。在此基礎上，海涅曼強調，應該向俾斯麥帝國的歷史中去尋找納粹主義的起因：“誰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成是一次純粹的不幸，認為德國人不是共犯，誰將1919年凡爾賽條約的不公當成是納粹奪權的托辭，他就始終沒有完全理解1918年那場崩潰的原因。百年帝國——這不是意味著一次凡爾賽，而是兩次凡爾賽，1871年和1919年，這還意味著奧斯維辛、斯大林格勒以及1945年的無條件投降。”
在此之前，還尚未有聯邦總統以這種方式對歷史進行清算。海涅曼的講話引發了聯邦德國政治公共領域的一場激烈的爭論。在野黨的反對聲潮尤為高漲。他們強調，俾斯麥帝國雖然不是通過民主途徑建立起來的，但是它符合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意愿；同時指責海涅曼從德意志帝國到第三帝國的連續性命題，是一種“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捏造”，這位總統在對待歷史問題時“濫用職權”，是為了給社民黨的新東方政策掃清障礙。雖然海涅曼的論點引發了很多爭議，但它標記了聯邦德國回憶文化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自此，排擠納粹歷史的政治話語體系被瓦解，用“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論闡釋納粹歷史的話語體系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它最終成為了1970年代“聯邦德國歷史政策的基礎共識”。因為這一闡釋模式將德國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視為一段可以被理解與闡釋的發展過程，并因此證明，只要聯邦德國如勃蘭特1969年的競選口號所言，“膽敢擁有更多民主”，它就可以從納粹歷史的重負中解放出來。
社會民主主義歷史政策的第二個重心，更直接地與勃蘭特政府的新東方政策緊密聯系在一起。社民黨人認為，東西德的分裂是德意志民族為其歷史所付出的代價，它的根源不是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而是1933年希特勒的上臺，甚至更往前推，是1871年俾斯麥帝國的建立。民族國家無條件的重新統一只是“西德人的生活謊言”。聯邦德國及其民眾要承認兩個德國的既存事實，從而重新找到自己的歷史位置。“只有歐洲的和平秩序，才能將那些對我們德國人而言與1945年關聯之事劃上歷史的句號。”而在拒絕承認德國分裂的基民盟／基社盟看來，1972年《兩德關系基礎條約》的簽署，標志著存在了101年的俾斯麥帝國的徹底破產。他們將海涅曼和勃蘭特等社民黨人視為“帝國的敵人”和“無國之人”。雙方的爭論直指對“民族”概念的理解：德意志民族何在？它究竟是1871年建立的國家民族，還是1848年建立的文化民族？保守主義相信，構成一個民族的基本條件是國家的建立和領土的確定，而非僅僅是意識和愿望。由此，他們為德意志民族劃出了一條從俾斯麥帝國至聯邦德國的傳承圖。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民族存在的基本條件是民族共同感的形成。而早在1848年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召開之時，德意志民族就首次作為政治意愿共同體登上了歷史的舞臺。由此，他們將民主德國也納入了德意志民族的范疇，并且與聯邦德國平起平坐。于是，問題進一步指向：聯邦德國自我認知的基礎何在？如果它不是一個將要恢復的民族國家之核心，那么它是什么？社民黨的回答是自由運動。從德國的雅各賓派到第三帝國的抵抗運動，德國史上從來不缺少用自由意識武裝起來的民眾。聯邦德國民主體制之歷史根源正在于此，它不僅僅是1945年戰勝國的一紙文書。
如果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基民盟／基社盟將聯邦德國視為俾斯麥帝國的繼承者，通過將第三帝國從德國史中排擠出去來與其相割裂的話，那么七十年代，社民黨則重新定義了聯邦德國的歷史根源和自我認識。社民黨人一方面將俾斯麥帝國和第三帝國聯系起來，另一方面為聯邦德國挖掘自己的奠基石，從而與納粹主義徹底撇清關系。
20世紀80年代：反復爭論
20世紀60年代末起宣揚的公開清理納粹歷史的愿望，一直備受爭議。1970年代下半葉，聯邦德國出現了一種“保守主義的傾向轉折”（konservative Tendenzwende）。早在1977年，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就對強調“克服納粹主義的過去”持批判意見。他承認德國人不能忘記奧斯維辛，但是他更主張，在一個二戰后出生的人口超過半數的國度里，人們“有權昂首挺胸地走向未來”。1982年，基民盟／基社盟—自民黨聯盟在選舉中勝出，組建聯合政府，科爾當選為聯邦總理。政權的更替，除了帶來政治氛圍的改變外，也相應地帶來了精神氛圍的轉變。與社民黨人相比，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的科爾全力推行不同的歷史政策。這一政策以所謂的“精神與道德轉折”（geistig-moralische Wende）為導向，一方面旨在擺脫對納粹時期的過分聚焦，推動納粹歷史的“正常化”，另一方面則試圖在聯邦德國塑造一種全新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認同，從而將德意志民族從納粹主義的陰影中“解放”出來。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對“第三帝國”時代日益增多的回憶訴求已經逐漸成為了一種廣泛的社會趨勢。納粹歷史在公開討論中的存在感從未如此強烈。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相關討論因為科爾的以色列之行、比特堡事件、博物館計劃之爭等一系列事件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熱烈程度，并且在之后的歷史學家之爭中達到了頂峰。1984年1月25日，出生于1930年的科爾在以色列議會大廈發表講話，宣稱自己是 “一個新德國的代表”，作為“第一位戰后一代的聯邦總理”，是“一個由于擁有上帝令其晚出生的恩賜和特殊家世的幸運，而在納粹時期沒有背負罪責的人”。科爾的這種說法立刻在聯邦德國國內遭到左翼輿論的大力抨擊。
1985年是德國戰敗40周年。聯邦德國直面如何評價二戰及其參戰者的問題。該年春天，赴波恩參加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美國總統里根，決定赴葬有二戰陣亡德軍和盟軍士兵遺體的聯邦德國比特堡軍人墓地吊唁，從而表明與其和解的姿態，促使美德形成更為牢固的盟友關系。而科爾則試圖利用里根的這次訪問，加速聯邦德國因為二戰失敗而遭受的民族創傷的愈合。然而，由于媒體隨后披露，在該墓地還葬有49名納粹黨衛軍成員，這一安排在美德兩國招致一片反對之聲。盡管如此，科爾等人仍宣稱，納粹主義戰犯亦是德國的戰爭犧牲者，所有的陣亡士兵都應該有權得到同樣的悼念。與此同時，保守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又為二戰結束的紀念意義爭論不休。基民盟的政治家、時任聯邦總統的理查德·馮·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則在雙方之間加以調和：“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將我們所有人從納粹暴力統治下鄙棄人性的制度中解放出來。……我們的確沒有理由在今天加入對勝利的慶祝。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將1945年5月8日視為德國歷史之歧途的終結，它保護了指向一個更好未來之希望的萌芽。”這一觀點為日后政治領域如何評價德國戰敗定下了主基調。
科爾政府應對納粹歷史的另一個重要政策，是通過建造中央博物館構建聯邦德國新的歷史圖景。科爾在1982年和1983年先后提出了要在波恩和西柏林建立兩個國家博物館的計劃。這兩個博物館分別以聯邦德國史和德意志史為主題。執政黨以此來謀求一種歷史性的自我表達與自我再現。在其周圍聚集起了一批保守主義歷史學家為博物館的具體理念和陳設計劃出謀劃策。通過對歷史主題和陳設說明的選擇，聯邦政府試圖將政治意識的焦點從納粹歷史中抽離出來。在波恩“聯邦德國歷史館”中，計劃者想通過呈現聯邦德國與其前史割裂、迅速融入西方民主之正常狀態的歷史，來淡化納粹歷史。在柏林“德意志歷史博物館”中，計劃者則想要通過呈現德意志民族史的積極面，來創設新的歷史認同。
保守主義引導的這種歷史政策的轉向遭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拒絕。時任北威州州長的社民黨政治家約翰內斯·勞（Johannes Rau）對聯邦政府“倒退”的歷史政策展開的批評具有代表意義：“目前保守主義針對歷史的舉措常常受到這些意愿的影響，即想要以社會現狀為基礎來創設一致性與基本共識。如此一來，德國歷史中的陰暗面往往遭到令人不堪忍受的冷落并且被簡單粗暴地放過。民族歷史以這樣一種方式聽命于一種……調和化的傾向。……想要通過提及年齡和代際從屬來擺脫德國歷史在與猶太民族關系上的重負，這種嘗試太過于想當然了。”在設立博物館一事上，社民黨也爭鋒相對。一方面，他們指責基民盟／基社盟—自民黨聯合政府把社民黨排斥在這兩個計劃之外，要求就此展開大型公開討論；另一方面，他們組織了一批親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學家，就博物館的具體布置提供不同意見。
1986年，在對科爾政府克服過去的一系列做法加以審視并展開辯論的過程中，歷史學家之爭爆發了。這場圍繞猶太人大屠殺之唯一性和可比性展開的爭論，涉及到了聯邦德國如何克服納粹歷史的本質問題，即圍繞納粹歷史展開公開爭論、德國人以批判自省的方式對待自己歷史有何優劣。親社民黨、親基民盟和持中間立場的知識分子彼此之間沖突不斷。在圍繞如何記憶納粹歷史而展開的辯論中，最終獲勝的是將這種記憶視為聯邦德國政治文化之核心要素的一方。直面納粹歷史，這個在20世紀60年代初仍被邊緣化的主題，在20世紀80年代末時已經成為了聯邦德國政治文化中最為重要的基石之一。
1989～1990年，兩德統一的突然到來，打斷了科爾政府歷史政策的推行，也打斷了正在不斷深化的納粹歷史大討論。雖然關于克服過去各方仍未達成最終的一致，但是，政治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爭論都暫時偃旗息鼓了。20世紀80年代保守主義對納粹歷史的重新解讀產生了雙重效應。一方面，執政黨收獲頗豐。在政治領域，它把持大權，盡管效果各異，各項歷史政策卻最終都得以實施；在社會領域，它對民眾影響甚巨，極大地改變了1980年代聯邦德國的社會精神氛圍。另一方面，反對黨也不甘示弱。在公共領域，社會民主主義集結了眾多左翼知識分子與保守主義對戰，并最終捍衛了自己在20世紀70年代建立起來的公共政治文化闡釋權的優勢。
小結：沉思的價值
聯邦德國走過的40年克服過去之路，可以簡括如下：在分區占領時期，德國人在模糊不清的道德和宗教范疇下審視納粹主義，12年的納粹歷史被置于歷史政治意識無法觸及的世界。到了20世紀50年代，在聯邦德國官方的自我認知中，伴隨著人員整合同步發生的是與納粹政權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實踐上的全面決裂。從20世紀60年代起，對納粹主義的回憶，成為了聯邦德國政治意識的中心主題，并由此導致了激烈的代際沖突。20世紀70年代，社會民主主義主導歷史闡釋，導致克服過去之路發生了從“用排擠來克服”到“用解釋來克服”的結構性變化。20世紀80年代，新保守主義勢頭強勁，試圖通過納粹歷史正常化的政策來將其克服，遭到了社會民主主義和左翼自由主義的強烈抵制。
在聯邦德國面對納粹歷史的經驗中，有以下幾點值得思考：
首先，聯邦德國會因為克服過去而失去未來——這種保守主義一方時常強調的擔憂，是錯誤的。任何領域對過去的清理，都不會導致對當下的忽視或者對未來的茫然。相反，對本民族歷史污點的主動出擊，拓展了聯邦德國思考與生存的空間。愈是對不光彩的歷史遮遮掩掩、聽之任之，它就愈發不堪回首，愈發動搖國家的自我認知。聯邦德國克服納粹主義的歷史已經經驗性地證明了，否認歷史與喪失自主權之間，或者反觀之，承擔罪責與獲得民族自信之間，具有毋庸置疑的關系。聯邦德國通過與納粹歷史的正面交鋒，獲得了道德上的獨立與主權。
其次，關于納粹問題的歷史政策是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博弈與較量的舞臺。怎樣看待納粹主義，是聯邦德國各種政治勢力都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它還涉及到了如何理解“民族”、“民主”、“愛國主義”等概念。一方面，它當然是政治家們對歷史責任、歷史意識與歷史文化的思考。以德國基民盟／基社盟、社民黨和自民黨為代表的不同政治勢力，奉行不同的歷史理念，在這一問題上具有不同的立場和態度。因此，聯邦德國執政黨的更替，往往意味著新的歷史政策的出臺，也代表著政府在納粹問題上的立場變動和轉換。但另一方面，它也是策略性的，它有時更多的是對各自黨派發展的支持，是對聯邦德國國內社會需求的迎合，是對國際政治形勢的應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聯邦德國歷史已經多次證明，歷史政治意識的缺失與對待納粹歷史的方式密切相關。20世紀50年代的雙重策略，一方面使得納粹主義的思想余孽失去了生存空間，另一方面卻也扼殺了圍繞納粹歷史展開大規模嚴肅公開討論的可能性。而恰恰只有這種討論，才是真正深刻認識歷史、構建全新政治道德標準的唯一途徑。從20世紀60年代起，正是得益于聯邦德國政治生活中逐漸建立起來并日益根深蒂固的公開爭論原則，對納粹歷史的認知和闡釋才步步深入。不管不同的政治勢力及其代言人如何互相競爭，克服過去都沒有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正是憑借各種原發性的公開爭論，聯邦德國才沒有在與納粹歷史的政治交鋒中敗下陣來。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