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主權安全遭受的威脅首先來自國內甚至體制內的自由派或國際接軌派，這是產生“外國代理人”或“買辦”的主要社會基礎。多年來，自由派或國際接軌派鼓吹歷史虛無主義，喪失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與政治自信，在美歐面前亦步亦趨，努力使中國成為西方的附庸。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互聯網發展、新一輪全球化興盛，使作為國際法基石的國家主權原則受到巨大沖擊。為適應西方霸權主義抑或新殖民主義的需要，國際政治學界出現了諸如主權可分論、主權弱化論、主權讓渡論、人權高于主權論等諸多“奇談怪論”，甚至認為主權是一個“壞字眼”，是一個過時的概念，應該予以拋棄。這些歪理邪說，一如當初的“大東亞共榮論”與“曲線救國論”，被中國買辦所認同并積極宣傳。如此，無邊界經濟——華盛頓共識、無國界政治——普世價值、無所不在的科學主義——轉基因作物等在中國大行其道，“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被逐漸拋棄。

理論上講，中國發展道路選擇似乎可以多種多樣。但是，實際情形遠比理論假設復雜，在帝國主義體系與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大前提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下，中國的發展道路歸根結底只能有兩條：一條是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另一條就是成為西方附庸的發展道路，沒有所謂的“第三條道路”。多年來，中國自由派或國際接軌派千方百計、殫心竭慮地使中國與西方相互依存——實質就是成為西方的附庸。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指出：“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中國利益的苦果。”①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干部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那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遭遇失敗，就是必然成為他人的附庸。”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在政治學意義上，更多的是治權問題。國際治理經驗與教訓表明，只有擁有獨立的主權，并實現主權與治權的統一，方才有條件實現完善的治理，即所謂善治，如獨立戰爭后的北美殖民地。倘若沒有獨立的主權，或主權與治權分離或分裂，很難實現善治，如二戰前的西方殖民地以及現今的諸多奉行自由主義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有一個現象是：相關國家或特定行政區域治理得越好，附庸化、殖民化會越深，如回歸前的香港以及現今的一些殖民地避稅港。諸多拉美國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遠離善治，是因為在自由主義的浸淫下，相關拉美國家主權（尤其是經濟主權）被嚴重削弱，如此，不管多么努力于治權建設，都無濟于事。

因此，“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任何時候都必須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為自己發展的根本基點，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持中國的事情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來辦，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部事務。”②今天，我們以百倍的信心與千倍的熱情來謀劃與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關鍵就是要保持獨立與完整的主權，保持主權與治權的高度統一。

政治安全：意識形態安全是核心和靈魂

政治安全是指國家主權、政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免受各種威脅和危害的狀態。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是否處于安全狀態，通常可以從國家主權獨立、政權穩定、主流意識形態彰顯、政治制度恰適、執政黨地位鞏固、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來衡量。③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在國際交往日益頻繁的今天，在國際上維護民族尊嚴和國民人權，也已成為政治安全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