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分析：如何構建亞太總體安全？

在自身和平發展道路基礎上，中國安全文明的考驗在周邊，也就是如何構建亞太總體安全。亞洲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活力和潛力的地區，也是安全形勢最復雜嚴峻的地區之一。概言之，存在三大類亞洲安全問題：

一是歷史遺留問題帶來的傳統安全挑戰。比如領土、領海爭端。從本質而言，這是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縱向亞洲國際體系遭遇西方傳來的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橫向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時空矛盾，比如，越南以法國殖民時期的版圖侵占中國的南沙、西沙島礁，而歷史上（包括1958年范文同總理聲明）其政府都是承認這是中國的領海、領土的。因此，讓亞洲成為亞洲，而非東西方觀念沖突的亞洲，樹立整體亞洲觀、共同安全觀，是實現亞洲長治久安的關鍵。

二是國內問題外溢或跨國安全挑戰問題。如民族宗教矛盾、資源沖突、跨國犯罪、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等。上海合作組織是應對此類問題的關鍵平臺，但成員不夠廣泛、視野不夠寬，需要在更大的平臺上綜合應對。

三是全球化帶來的非傳統安全及不確定性挑戰。如自然災害、能源、氣候變化、網絡等。一方面，亞洲各國面臨可持續發展的挑戰，另一方面又面臨可持續安全的困境，必須統籌兼顧、協調解決。

亞洲各類安全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帶來的權力東移和權力分散，增加了安全不確定性，亞洲自然難以幸免，但更主要的是亞洲不能自主。其中，亞洲國家相互不信任是癥結，缺乏一體化的亞洲安全機制是核心，亞洲不能自主自立是關鍵。正是認識到這一點，哈薩克斯坦獨立后不久就倡議成立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會議），開啟了亞洲自主安全合作的先聲。創新觀念、創設機制，實現亞洲的安全問題由亞洲人來管理，以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方式實現亞洲安全夢，成為亞洲各國的共同擔當。

為創新觀念，習近平主席在第四屆亞信峰會上提出亞洲新型安全觀，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與普遍、平等、包容的安全理念，走出一條亞洲特色的安全之路。為創設機制，習近平主席代表中國政府倡議，在亞信基礎上推動建立亞洲地區安全合作新架構，共同探討制定地區安全行為準則和亞洲安全伙伴計劃，建立亞洲執法安全合作論壇、亞洲安全應急中心等，摒棄 “亞洲版北約”的沖動。⑥

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這正是亞信精神的集中概括。以亞洲方式實現亞洲安全夢，實現亞洲的自立、自強，離不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當然，亞洲安全問題絕不限于亞洲，解決的思路也不局限于亞洲。亞信會議是開放的，亞信要統領上海合作組織、東盟、南盟、阿盟等亞洲地區的安全機制，實現與亞歐會議、北約之歐亞部分對接，最終實現歐亞大陸安全一體化，是可預計的未來發展方向。同時，亞洲和平發展同人類前途命運息息相關，亞洲穩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亞洲振興是世界發展之福。亞洲在實現安全夢的同時，也為世界安全貢獻亞洲智慧、亞洲經驗，貢獻安全治理的亞洲模式。

古人云“知行合一”，亞洲安全觀及亞洲安全架構的建立可謂一枚銅幣的兩面，缺一不可，尚需時日。這是筆者參加第十三屆香格里拉對話會（簡稱“香會”）留下的深刻印象。

行前，中方代表團曾設想，習近平主席在亞信峰會提出的亞洲安全觀可能成為對話討論的焦點。出人意料，外方無人提及，直到傅瑩主任和王冠中副總長先后系統闡述其實質內涵，才引發討論，并集中于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亞洲安全的傳統角色——美國，與非傳統角色——中國，傳統安全架構——美國主導的雙邊聯盟體系，與非傳統架構——東盟主導的區域安全體系，如何融合、銜接的問題。總體來說，可概括為道、法、術、器四大層面：

道：實現亞洲安全之道，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解決。習近平主席在上海亞信峰會上的這一期許，引發各方強烈反響。新加坡等東盟國家擔心，中國說的亞洲人民可能是中國人民的代名詞，他們壓根兒就不指望靠自己能解決安全問題。而他們對美國提供安全保護已習慣，換新“安全保姆”有不確定性，何況新“安全保姆”還與東盟一些國家有領土、領海糾紛。這就提示我們，亞洲是被歐洲殖民過的，美國承載了歐洲殖民者遺產。亞洲小國對亞洲的本我——傳統亞洲，以及讓亞洲成為亞洲的理念，難以一下子認可。雖吾道之不孤，一些東盟國家私下還是很支持中國，但都不以得罪美國或在中美間選邊為限。如何發揮好亞洲智慧、以亞洲方式實現亞洲安全之道，考驗中國與亞洲。

法：實現亞洲安全之法，是國際法及地區規范。安倍主旨演講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是法治，并口口聲聲以國際法和西方的好學生自居。可是當新加坡巡回大使許通美提出中日可將釣魚島之爭上訴至國際法庭時，安倍斷然否認，聲稱釣魚島不存在主權爭端。筆者問及美國參議員卡丁批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無時間表時，對方支吾應對。可見，亞洲安全建構切忌國際法實用主義。實現亞洲安全之法，需要建構亞洲各利益攸關方均認可并履行的法的精神與共識。

術：實現亞洲安全之術，在于傳統—非傳統的兼容。印尼、馬來西亞都提出亞洲需要更具包容性的安全架構，將各利益攸關方包容進來，在以他們的方式呼應中國的亞洲新安全觀。當然，包容、約束不只是針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也針對舊安全力量——美國和新安全力量——中國。如何將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變成對各方（包括域外利益攸關方）均具約束力和規范性的國際行為規范（COC），是建構亞洲安全的試點，具有開創性意義。

器：實現亞洲安全之器，在于創造充裕的物質條件，使亞洲國家內部的相互依賴超越對外部依賴。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在發言中表示，美國2015年將增加對盟友援助、培訓各30%、40%，⑦以此來安撫亞洲盟友，但各國對美國持續提供安全公共產品的能力紛紛表示質疑。歐洲與會者直接問哈格爾，美國如何既要重返亞太，又要應對烏克蘭危機？筆者在“香會”上提出，美國將亞洲霸權部分外包給日本，這是安倍打著積極的和平主義突破戰后秩序的時代背景。西方國家都在削減軍費，因而只顧日本的“積極”貢獻，忽略或漠視其錯誤歷史觀是否真正為和平？這就提示我們，亞洲新安全觀與新安全架構的物質基礎，仍然是本地區的持續繁榮及區域內的緊密聯系。貿易通、貨幣通、人心通等互聯互通，是亞洲安全的根基。

一句話，亞洲安全之道、法、術、器皆備，真正達到讓各安全利益攸關方知行合一、眾志成城的效果，任重道遠。

結語

以國家安全觀為例，中國外交已進入自信、自覺的新階段。全球化時代中國安全文明，超越了西方二元對立式安全文明，進一步提升了我國際話語權。超越西方國強必霸的邏輯與冷戰模式，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與亞洲新安全觀是中國安全文明的重要載體。關注安全治理，倡導安全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安全文明的現實體現。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