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間借貸對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但民間借貸市場僅靠其內在穩定機制是遠遠不夠的。文章分析了新時期我國民間借貸的現狀、特點及民間借貸危機發生的誘因，追溯了民間借貸危機發生的根源，提出了以實現民間借貸陽光化、規范化、可控化為基本目標展開制度建設解決路徑。

【關鍵詞】民間借貸　借貸危機　法律監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間借貸作為正規金融制度的有效補充，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是我國民營經濟平穩運行的強大后盾，是我國經濟制度平穩轉軌的潤滑劑。尤其是21世紀以來，我國連續多年保持高位經濟增長率，經濟的高速發展對資本的需求日益旺盛，而我國正規金融機構受很多客觀條件限制，很大程度上滿足不了經濟發達地區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而民間借貸先天與民營經濟聯系在一起，具有靈活高效等正規金融機構不具備的優勢，成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途徑。

我國民間借貸的特點

近年來我國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中小企業越發依賴民間資本得以生存和發展。當前我國民間借貸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民間借貸規模和用途區域性差異明顯。由于民營經濟的發展程度不同，我國不同地區民間借貸資本的規模和用途也有很大差異：北京、上海等正規金融體系健全的一線大城市，民間借貸相對不活躍，對正規金融的替代作用不明顯；新疆、西藏、寧夏、甘肅等西部欠發達地區，民間借貸規模較小，且主要用于農業生產和家庭消費；浙江、江蘇、廣東、山東等東部沿海地區市場經濟發展程度高，中小規模的民營企業占半壁江山，以生產經營性借貸為主的民間借貸已達到相當規模；另外，一些地區隨著民營資本規模的不斷擴大，投資渠道的不斷拓寬，民間借貸資金流向開始由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其中尤以溫州最具代表性，在溫州可以說全民借貸。

民間借貸形式靈活多樣，中介機構數量急速攀升。經歷了悠久的歷史演化發展到現在，我國民間借貸以靈活多樣名目眾多的形式存在著，大致可歸納為三種：一是民間個人或家庭之間自發的直接借貸，沒有金融中介的介入；二是以一定組織形式存在的各種金融合會，有聚會、搖會、標會、抬會等，這些合會組織是以社會網絡中的個人信用和個人之間的相互信任為基礎，在成立之初大多以互助互利為目的，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它的趨利性愈發明顯；三是通過一定中介機構進行的融資形式，也是目前在民間借貸發達地區最為普遍的形式，如典當行、擔保公司、投資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基金會、私人錢莊等。

隨著民間借貸形式的不斷發展創新，民間借貸已由最初無需中介機構的單純的友情借貸發展到通過各式各樣中介機構關系更為復雜的民間借貸，尤其是民間借貸活動狂熱進行的一些地區，如溫州、鄂爾多斯等地，參與民間借貸的中介組織更是隨處可見，由于民間借貸監管處于真空狀態，中介機構雖數目眾多，但質量參差不齊，其中也不乏一些空手套白狼的中介組織，無掛牌無自有資金，民間借貸中介系統內潛藏著極大的信用風險。

民間借貸利率偏離理性范圍，已處于歷史高位。我國有關法律規定，民間借貸利率可適當高于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但不得超過其4倍，也就是說，超出銀行貸款利率4倍的民間借貸也就超出了法律的保護范圍。然而在現實中，我國民間借貸市場完全實行市場化的利率水平，借貸利率受供求關系影響明顯，近幾年由于民間資本始終處于供不應求的局面，且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民間資本供不應求的缺口更加嚴重，我國民間借貸利率水平已普遍超出法律保護范圍，逐漸偏離理性范圍，不斷爆出新高。據不完全統計，溫州民間借貸年利率從12%到96%不等，且多數超出30%，維持在30%~60%之間，有極少數甚至高于100%，達到180%，高利貸性質昭然若揭。在鄂爾多斯、廣州等民間借貸活動活躍的地區，民間借貸利率水平也都遠超法律保護的利率上限，各個地區的民間借貸利率水平都屢創新高，居于歷史高位。

我國民間借貸危機發生的誘因

民間借貸所具有的內在穩定機制盡管保障了我國民間借貸活動長久穩定的演化和發展，但由于內在穩定機制本身并不具備絕對的穩定性，在外在因素的大力沖擊下難免有被破壞的可能，從而造成民間借貸風波甚至大規模危機的爆發。

民間借貸資本供求的瘋狂式增長為危機埋下隱患。近幾年來，尤其是2010年以后隨著世界金融危機不良影響的減弱，我國經濟迅速回暖，房地產、股市等投資領域出現資產泡沫，我國政府開始改變之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連續采取的大力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更大力度的銀根緊縮和信貸控制，從而控制投資領域過剩的流動性。然而，宏觀調控在調節過熱的投資領域的同時，也催生了異常活躍的民間借貸活動，大量中小企業及個體商戶的資金需求無法從正規金融機構得到滿足，紛紛轉向民間借貸領域，旺盛的需求促進了借貸利率的不斷走高，其利率水平早已超出正規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4倍的法律保護范圍，變為實際意義上的高利貸，從而吸引更多的閑置民間資本加入進來，加之樓市、股市等投資領域的低迷，民間借貸資本供給變得愈加瘋狂和不理性，故而民間借貸井噴般繁盛起來。

據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儼然由十年前享譽中外的制造之都轉型成為借貸之城、炒錢之鄉，打著擔保公司等旗號從事民間借貸業務放高利貸的行當已如同其十年前發達的制造業一樣成為極為普遍的經濟現象，而沒有經營執照的更是數不勝數。其民間借貸利率也已超出歷史最高水平，一般月息從2%到6%，有的甚至高達15%，年利率高達180%，民間借貸利率持續走高，這樣高額度的借貸利率所蘊藏的風險自然不言而喻。

民間借貸資本鏈條大規模斷裂誘致危機釀成。民間借貸資本循環正常進行的兩個隱含條件是高利潤行業的平穩運行和信用環境的成熟穩定，除去極少數惡意的信貸詐騙，高利潤行業的平穩運行決定了民間借貸資本鏈條的接連不斷，也就決定了民間借貸活動的健康進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后，我國為保證經濟不陷入衰退，采取了十分寬松的貨幣政策，銀行紛紛以各種優惠政策向中小企業慷慨勸貸，許多企業取得貸款后除了用于優化原有企業經營外，四處尋找投資項目，將資金投入房地產、新能源、金融衍生品等領域，貸款被迅速消化到各種投資項目中。不幸的是，當大多數企業仍處于投資周期中時，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從2011年1月開始，央行6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開始了新一輪大力度的緊縮貨幣政策，銀行紛紛收回貸款，本來資金實力就不夠雄厚的中小企業更面臨著資金鏈緊張、資本周轉不開的窘境，為了經營下去不得不求助于民間借貸，而民間借貸巨大的利息壓力更使得中小企業舉步維艱，如此就陷入了資金鏈緊張的惡性循環。

由于貨幣政策具有滯后性，其發揮作用往往要經歷一段時間，當大量民間借貸資本投向房地產行業后，房產調控的效果開始顯現，房價出現松動，且消費者普遍持觀望態度，房地產市場由熱轉冷，很多人將借來的資金投進了房地產，不但沒有預期的高利潤回報，還面臨著轉手困難及虧損的困境，一些運作大規模民間借貸資金投資房地產的組織和團體更是虧損嚴重，無力償還借貸本息。高利潤行業的支撐是借款者能夠還本付息的前提，沒有高利潤行業，人們就喪失了參與民間借貸活動的動力，而高利潤行業的突然變故，則會使得民間借貸資本循環不能正常運轉，導致大規模的民間借貸資本鏈條中斷，引發大規模借貸風波及嚴重的信用危機。

信用惡化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促使危機不斷蔓延。自2011年4月溫州出現涉高利貸老板出逃事件以來，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之勢便一發不可收拾地鋪天蓋地而來，一批信譽好的甚至是行業中的龍頭企業也陷入了“倒閉潮”，老板紛紛跑路，使整個溫州沉浸在人心惶惶的不安氣氛中。溫州“跑路潮”蔓延之勢尚未削減，鄂爾多斯民間借貸也傳來噩耗，鄂爾多斯房地產老板因不堪高利貸追逼而自殺，此后民間借貸資金崩盤的消息屢屢傳來。

民間借貸生存于信息相對對稱的熟人社會，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傳遍整個圈子。民間借貸風波使這些地區長期精心培育起來的信用環境受到重創，銀行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個人之間的信用關系急劇惡化，而信用的惡化又進一步引發大規模擠兌，民間借貸資金的出借者紛紛撤回資金，更加劇了借款企業資金周轉的困難，使得原本相對安全的企業也無法進行正常有序的資本循環，陷入到資金鏈斷裂的危機中，于是信用惡化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促使危機的雪球越滾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