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政治力量的壯大令當時的專制政府感到恐懼，尤其是普法戰爭前后及帝國成立之初，德國社民黨領導人對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所采取的立場，令帝國首相俾斯麥擔心社民黨壯大之后會顛覆現有的國家和社會秩序。在捍衛霍恩索倫王朝及穩固新帝國的所謂“歷史使命感”的驅使下，俾斯麥決定對社民黨采取壓制措施，并于1978年10月19日借口年初發生的與社會主義工人黨毫無關系的刺殺德皇事件，在帝國議會通過了《反對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社會治安的法令》（簡稱《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使社會主義工人黨處于非法狀態。這項法案的有效期限本來只有兩年半，但后來在國會中4次被延長，直到1890年才結束。

在長達12年的《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時期，所有社會主義的政黨、組織和團體都被禁止，共有893位黨的領導人被驅逐出境，超過300個工人組織被解散，超過1300種期刊、圖書被禁止，1500人入獄，所判徒刑累計長達850年。①這一切無疑給德國社民黨及其黨員造成了極大傷害，但德國社民黨人在這種高壓之下并未屈服，而是采用合法斗爭與秘密斗爭相結合的手段進行各種形式的反抗。1880年8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瑞士維登秘密召開黨代表大會，宣布將以“一切手段”堅持斗爭。值得注意的是，《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一方面使社民黨在理論上更激進，另一方面卻使該黨在實踐上向議會改良的道路發展。由于《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在查禁社會民主黨組織的同時，允許社會民主黨人參加議會選舉，允許其議會黨團和議員在國會開展工作，所以，社會民主黨人積極利用議會合法講壇展開活動，該黨在議會選舉中的得票數也在不斷攀升。

在1890年帝國議會選舉中，德國社民黨取得了19.8%的選票。也就是說，在經歷了12年的迫害之后，社民黨不但沒有一蹶不振，反而變得更加強大了——黨員人數增加了，選區擴大了，以至于在1912年的選舉中，社民黨以34.8%的支持率成為議會第一大政黨。②

壓制和迫害未能阻止德國社民黨的崛起、發展和強大。相反，專制國家的壓迫令社民黨更顯其高尚，也在道德上提升了其政治使命。有人說，德國社民黨是在苦難中取得成功，在反對派時期獲得發展、達到目標。而德國社民黨之所以勇于承受苦難、能夠戰勝困難的原因之一是緣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期間，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主導了德國社民黨，該黨的革命性和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都達到了空前絕后的水平。馬克思主義使當時的德國社民黨人相信社會主義最終會實現，因為它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局和成果。對政治和社會的這種理解深深植根于德國社民黨的信念中，并在黨內延續了整整80年，曾經深刻影響了黨的四五代人。正是因為有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德國社民黨人才能夠在經濟蕭條和政治壓迫的歲月里以一種輕松淡然的心態面對政治壓迫和社會困境，經受住了無數危機和殘酷迫害的考驗。

馬克思恩格斯曾對德國社民黨給予很多關注。該黨創始人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奧古斯特·倍倍爾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在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建立之初，大多數黨員并沒讀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是日常生活的窘迫、階級壓迫和社會不公促使他們團結起來，加入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全德工人聯合會和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合并時，威廉·李卜克內西主持起草了黨的綱領，即《哥達綱領》，這是統一后的德國工人政黨的第一個綱領。為實現德國工人階級政黨的統一，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在《哥達綱領》中對拉薩爾派做出理論上的讓步和妥協。馬克思恩格斯隨即提出尖銳批評意見，馬克思撰寫了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深刻闡明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第一次指出共產主義劃分為兩個發展階段，論述了這兩個階段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則，并提出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在這一時期，專制國家對德國社民黨的壓制和迫害愈來愈殘酷，促使該黨在理論上愈加激進，愈來愈多的德國社民黨黨員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時期的德國社民黨實際上是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