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哲學的“高貴”是以“批判的終結”為代價的，或者說，哲學的“高貴”是以窒息一切批評和批判的聲音為前提條件的。哲學把自己所建構的理念王國視為真理與價值本身，因此，它必然把一切批評和批判當成對真理與價值的挑戰，而對真理和價值的挑戰是一種非理性的、應受詛咒的瘋狂舉動，因而否定和禁止其存在乃是合法和必要之神圣事業。在這個意義上，哲學的“高貴”是通過對批評話語的消解來實現的，“非批判性”構成其固有的精神品格。這并不意味著這種哲學否定自身具有“批判”功能，相反，它雄踞思想和世界之巔，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對整個世界及其具體的知識領域都擁有絕對的評估、審判和否決權，從其自足的、自明的、無需證明的前提出發，具有批評和評判一切的特殊權力。然而，其矛盾之處在于，當它宣稱具備可以批判一切的合理性的時候，卻又給予自身免于批判的特權；可以批判一切，唯獨不允許批判自身；為批判一切提供批判的尺度與標準，但尺度和標準本身則拒斥接受批判。很顯然，這是一種只有“上帝”才具有的立場，屬于人的哲學卻僭越為“神”的權能，哲學在成就其“高貴”的同時，也使自身成為獨白的、拒絕對話的話語終結者。

從以上簡要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哲學的“特權主義欲求”與“貴族心態”在骨子里蔑視普通人的生命存在，拒斥和壓迫“他者”的存在，謀求“免于批判”的絕對話語權和終結批判聲音的權力意志，它的“高貴”建立在“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專橫與獨斷基礎之上。問題是：這樣一種專橫與獨斷的哲學意識和思想取向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的迷戀和追捧？為什么會不斷有人把這種“高貴的野蠻”視為“真善美”的象征而孜孜以求呢？

在我們看來，這其中有兩個最為主要的原因，其一，它滿足了人們尋求終極確定性的心理需要和本能；其二，它自身帶有的“高貴”光環極易使人產生“美麗”而“神圣”的虛假幻覺。

首先，哲學的“特權主義欲求”與“貴族心態”同人類追求“絕對確定性”的心理需要和本能相契合。杜威在《確定性的尋求》這一名著中，曾對此進行了專門的討論。在他看來，“人把純理智和理智活動提升到實際事物之上，這是跟他們尋求絕對不變的確定性根本聯系著的”[9]，生活充滿不確定性與危險性，人的生活需要尋求確定性以獲得安全感和歸宿感，哲學試圖通過對“終極實在”的把握，以一種理性的方式獲得宗教在把握超自然的“絕對”時所體驗的確定性與安定感。因此，哲學的“特權主義欲求”和“貴族心態”與人在危險與不確定性的世界中獲取生命的穩定支點、在變化無常的世界中駕馭自身生命的需要內在關聯在一起。如果說古代的皇帝通過占有絕對的權力獲得安全感，現代人通過對貨幣和資本最大限度的占有獲得確定性，那么，哲學的“特權主義欲求”與“貴族心態”則要通過對最高真理與終極價值的壟斷來獲得精神和心理上的確定性與安全感。在知識和價值的最高總體性和統一性中，一切“離心”的力量將被克服，一切變動不居的存在都將被超越，一切異質性的因子都將被融化，一句話，所有不確定的危險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與掌握，一切不安定的因素都得到了一勞永逸的平息與支配。通過這種“一切盡在掌握中”的支配與控制，使人獲得確定性和安定感，這就是哲學的“高貴”動機，它正好滿足了人們心靈深處的本能欲求，套用康德的表述，它體現了人的理性的“自然趨向”。

哲學的“高貴”姿態不僅帶給人“神圣”的確定感，而且還經常給人以最無私、最慷慨的幸福生活的承諾。在其“概念即真理”的真理觀、“理念即至善”的價值觀、“理性即道路”的歷史觀中，內在包含著這樣的承諾：遵循著這樣的真理、價值和歷史觀所指引的方向與道路，即可通向幸福的彼岸。追求幸福，這是每個人最大的渴求，為不幸所折磨，乃是人生最大苦痛。一種承諾能帶來福音、給人以確定的幸福生活的哲學無疑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的。康德曾這樣描述道：“它是真理的故鄉——好一個迷人的名稱！——周圍是廣闊無邊、波濤洶涌的海洋，即幻想的本土，其中無數蜃樓海市，作為迷人的遠岸出現，在誘惑冒險的航海家，雖然終都成為空想，但總是叫他們從事欲罷不能、仰之彌高的事業”[10]。可見，哲學“高貴”的姿態所籠罩著的炫目的光環，對缺乏自覺批判眼光和能力的人們來說，無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