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民主模式出了什么問題？

無疑，西方的民主模式，特別是美國的民主制度出了大問題。西方人士對西方民主模式的反思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問題，即金錢政治、失靈政體、債務經濟。

“金錢政治”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暴露無疑。《經濟學人》文章指出，“金錢獲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更為冗長和復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奧巴馬的醫改法案，竟長達2000多頁，包括了各種補充和例外條款，說白了，就是錢權交易后產生的、執行力極弱的法案。“金錢政治”的標志性事件是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對公司和團體支持競選的捐款不設上限。《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哈羅德·邁耶森驚呼：“這個裁決似乎證實了中國人對美國民主的批評，即美國民主是富人的游戲”。不久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又裁決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美國民主就真成了“錢主”，連美國右翼參議員麥凱恩都憂心忡忡地說：“美國今后將丑聞不斷”。

美國保守派學者福山也認為，“在美國政治體系中，金錢已經成為選舉的王牌，最高法院認可企業有權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來支持有利于它經營的候選人和政策”。“而中國恰恰相反，中國的制度不可能犧牲整個體系的需要，讓企業參與政府的決策，從而滿足它們的底線”。

“失靈政體”主要表現為西方國家治理能力普遍大幅下滑：冰島政府國家治理無方導致了國家破產；希臘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極其混亂，導致了現在的深層次危機；比利時經歷了500多天無中央政府的局面；歐盟內部解決實際問題的效率極低；日本像走馬燈一樣地換政府，十年九相；美國如此龐大的金融體系弊病叢生，但金融危機到了爆發前夕，政府毫無察覺，結果給美國和世界帶來了災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隨之直線下降。

“失靈政體”還體現在美國政治的“極化”，即黨派激烈對抗導致“否決政治”和“治理癱瘓”。福山甚至撰文《美國沒有什么可教給中國的》，說中國制度能“迅速做出復雜的重大決定”，而且“使決定得到較好的落實。而美國人的憲法制衡原則雖然保障了個人自由，使私營部門充滿活力，但現在已變得對立、分化和僵化”。

牛津大學教授斯泰恩·林根甚至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經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滅命運的“臨界點”：“三權分立制度的設計初衷是通過政府權力間彼此制衡，最終更好地為公眾服務。但今天，權力互相牽制形成了僵局，整個國家得不到亟須的良好治理。任何一個旁觀者都會輕易而驚愕地發現，美國的‘社會不平等’與‘政府不作為’是那樣的密不可分。原本賦予憲政體系的權力被諸如政治行動委員會、智囊團、媒體、游說團體等組織榨取和篡奪”。“在古希臘，當富人成為巨富，并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府體制時，雅典民主崩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

至于“債務經濟”，今天幾乎多數的西方國家經濟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即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法來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從政治角度來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為了拉選票都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直接和間接的福利支票而耗盡國庫。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就是這樣形成的，美國居高不下的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形成的。

《經濟學人》文章承認“對民主最大的挑戰既不是來自上面也不是來自下面，而是來自內部，來自選民自身。事實證明，柏拉圖有關民主制度會令公民‘整日沉迷于愉悅時刻’的擔憂充滿了先見之明。民主制度下的政府業已形成了不把巨額的結構性赤字當回事兒的習慣。他們通過借債來滿足選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長期投資。法國和意大利已經30多年沒有實現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機已經將這種債務民主制的不可持續性暴露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