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十年中，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一直在全世界推銷自己的制度模式。仔細觀察，他們主要推銷兩個東西：一個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另一個是民主原教旨主義，但產生的效果似乎越來越差：“顏色革命”隨著烏克蘭的分裂動蕩已基本褪色完畢，“阿拉伯之春”隨著埃及的沖突震蕩已變成了“阿拉伯之冬”。大概是忽悠別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不少國家自己也真相信這些東西了，結果自己也被一并忽悠。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島、希臘等國先后破產，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國處在破產邊緣，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都深陷債務危機，美國經濟也沒有搞好，多數人的生活水平20來年沒有改善，反而下降，國家更是債臺高筑。這樣的結果估計西方自己也未曾料到。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堅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國，正以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規模和勢頭迅速崛起，多數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西方終于有不少人開始反思西方自己的制度問題了。今年3月，西方自由主義最有影響的旗艦雜志《經濟學人》罕見地刊發了封面長文：《民主出了什么問題？》（以下簡稱“《經濟學人》文章”），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發展停滯了，甚至可能開始了逆轉”。“1980年至2000年間，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進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來越多”。作者把這種挫折歸咎于兩個原因：“一是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二是中國的崛起”。這也引出了本文探討的兩個主題：西方的制度反思與中國的道路自信。

一、西方制度反思：從經濟轉向政治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不久，西方許多人士就開始反思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原因。英國女王詢問倫敦經濟學院的學者：為什么沒有預測到金融危機的到來。西方學界和政界許多重量級人物先后參與了這場反思。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撰文《經濟學為什么錯得這么離譜？》，認為“大多數經濟學家死抱著資本主義就是一個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觀點”，“對很多東西視而不見”。對這場危機負有責任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說：他處于“極度震驚和難以置信”的狀態，因為“整個理智大廈”已經“崩潰”，他“不敢相信自己對市場的信念和對市場是如何運作的理解是錯誤的”。美國經濟學家布拉德福德·德朗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監管是場災難，“雖然總體來說，被監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長遠利益，但金融家們太愚蠢，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們只想賺錢，然后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這種觀點是對的，那美國將會有很大的麻煩。”

美國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唐納德·巴利特和詹姆斯·斯蒂爾于2012年在美國出版了《被出賣的美國夢》一書，引起了轟動。作者對美國人過去20來年的實際生活進行了調查，認為曾經激勵過那么多人的“美國夢”已經不復存在，因為多數美國人的收入在過去20年停滯不前，甚至下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是說：“美國自稱‘機會之地’或者至少機會比其它地區更多，這在100年前也許是恰當的。但是，至少20多年來的情況不是這樣”。

針對西方經濟是否已開始復蘇，斯蒂格利茨又寫道：“綜觀西方世界，盡管有復蘇的跡象，但大部分北大西洋國家的實際（通脹調整后）的人均GDP還低于2007年；在希臘，經濟估計收縮了約23%。表現最出色的歐洲國家德國在過去六年的平均年增長率也只有0.7%。美國的經濟規模仍比危機前小15%”。他還說，“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標。更相關的指標是家庭收入。美國今天的中位數實際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還要低；全職男性員工的中位數收入還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

西方對危機的反思也從經濟層面轉向了政治層面。《被出賣的美國夢》作者剖析了美國夢被出賣的政治原因，認為美國的政客、富人、大公司等，通過權錢交易動搖了“美國夢”的基礎。美國的政府替富人減稅，期待富人能給美國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但這種局面基本沒有出現。富人不熱心把利潤匯回美國，而是更多地把錢財轉移到開曼群島等逃稅天堂。斯蒂格利茨也認為：林肯總統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已經演變成了“1%的人有、1%的人治、1%的人享”。羅馬教皇佛朗西斯則公開把“現代資本主義”稱為“新的專制制度”。他認為“資本主義將導致更廣泛的社會動蕩。資本主義是掠奪窮人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