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治理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學科屬性是什么？
全球治理的問題發端于國際關系學科領域，全球經濟治理作為全球治理研究伴隨而生的課題也不應該例外。但是無論是從研究內容上，還是研究方法上兩者都具有多學科、跨學科的特征。全球化發展和相應的全球治理的現實需求，從理論基點上不斷沖擊著學科意義的國際關系。作為鮮明國家性特征的國際關系學科正面臨著某種國家主義淡化和全球主義興起的挑戰，國際關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存在多元化、多層次的全球關系的趨勢，全球治理的理念盡管不是動搖國家主權意義下的國際治理，至少是國際關系范式中對國家權力和利益的考慮在全球治理范式中部分的已讓位于議程的設置、規則的制訂、問題的共治和集體的行動。［13］
問題的關鍵在于，一方面，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及全球治理所出現的困境，亟待我們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出路；另一方面，我們既有的知識體系已不能有效地回答全球化時代提出的新問題，人類社會為應對全球化與相互依賴的發展及其后果，就必須在全球治理的機制和模式上實現深度變革。而要實現這種變革，我們就必須跳出傳統的國家間權力政治的學科理念，從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上進行更加深刻的理論反思和學科反思。于是國內外一些學者發出了構建全球學學科（globalstudies）范式的呼聲。對于全球治理研究的學科屬性而言，全球治理理應作為全球學的重點研究領域。因為探索中的全球學科框架盡管意見不一，但有一點基本形成共識，即學科特點是跨學科—多學科路徑、整體性路徑、多范式路徑和全球關系研究路徑；學科體系上是全球問題作為學科知識體系的邏輯起點，全球秩序作為學科范疇體系的邏輯終點。［14］
由此可以看出，全球治理幾乎構成全球學學科大廈的屋頂。不管全球學科的設想是否能變成現實，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全球治理所需的知識系統客觀上涵蓋了法學（含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統計學等學科門類，任何單獨一門學科都可以從自身的視角加以研究，但無法完整、準確和深入地構建其理論體系，無法從整體上擔當這一綜合性課題的研究重任，對其研究必然是一條跨學科—多學科路徑。
就全球經濟治理而言，首先涉及治理結構和機制問題，如G20、IMF、WTO、WB等如何改革創新其內部治理結構，構建有效的治理機制和制度體系，這些治理主體主要的治理任務和職責如何協調，從而整體上形成規則基礎上的共治網絡。上述這些涉及權力、責任、制度乃至于話語權和代表性的問題，需要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外交學、國際法等學科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來構建基本的研究框架。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來看，研究成果比較集中在這一層面上，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各個子系統還未展開深入的研究。
按經濟領域的構成來劃分，全球經濟治理可以由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全球金融治理、全球貿易治理、全球產業治理等子系統構成。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主要國家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全球協調機制與聯動效應；全球貨幣體系改革與匯率政策協調；維護貿易秩序、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協調和推進貿易協定談判；產業政策與國際產業轉移的協調機制；國際組織的改革機制設計。這些問題需要系統的經濟學知識進行深入研究。更為關鍵的是，這些高度關聯的子系統是如何相互影響，協調機制如何構建，如何評估和模擬機制系統的運行效率，才能從整體上設計出有效矯正全球經濟失衡的治理機制，這需要系統科學和預測科學的知識系統來加以分析解決。
治理一詞本來就意味著從政府統治的善政向多元管理的善治的過渡，對國際事務、全球問題的管理顯然需要管理學系統知識構建有效管理機制，提升管理效率。既然全球治理是一種組織結構，公司的組織結構則是要保證獲得利潤，國家的組織結構是要確保安全、福利和秩序，全球治理的組織結構是要有利于全球問題得到較好治理。［15］（P41－43）
盡管全球經濟治理與公司治理無論在治理的理念、目標、主體和模式上具有很大的差異性，但相對成熟的公司治理理論通過某種改造和擴展，可以探索性地運用于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研究上。在研究工具上，全球治理多元行為體組成的集團存在著共同利益和沖突利益，尤其是在日益多極化中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競爭的世界里，博弈論作為一個有力的研究工具，可用于尋求共同利益和沖突利益的均衡解，分析這一集體行動的難題。從方法論上講，目前的全球經濟治理的研究基本上是運用規范的研究方法，更多是價值判斷和應然性地討論，在實證上主要是基于傳統的哲學和歷史分析方法，還處于前實證階段。盡管這種以形式邏輯對現象進行分析和歸納的思辨分析方法直觀明了，比較容易形成見仁見智的學術思想，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未經排偽的因果結論和難以證偽的理論命題，難以形成邏輯縝密的能夠經受實證檢驗的科學理論，不利于國際標準的學術對話系統的建立。全球經濟治理的深入研究，有待于經驗分析和先進的實證方法引入，這也是從傳統學術向現代科學轉變的分水嶺。
四、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進程中需要怎樣的戰略理論準備？
一國參與全球治理可以理解為一國政府、次國家政府、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以及公民與全球治理的關系。這種關系具體表現為參與治理的理念、態度（意愿）、能力、地位、權力和責任配置。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在全球治理中表現為能力的不足、地位的次要和行動的約束。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長期“被”全球治理、尤其是“被”全球經濟治理的過程。［16］
冷戰結束后，中國主動融入國際體系，在致力于國內建設的同時擔負一個發展中大國的國際責任，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堅實的綜合實力，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為世界經濟的復蘇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的綜合國力、全球影響力和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崛起的中國自覺不自覺地被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臺，歷史性地成為全球治理的新焦點。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現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關切，從學界研究熱點到政要的積極態度，表明中國已從被動參與過渡到主動參與全球治理的進程中，為此，需要理論和政策的雙重準備。
其一，中國國際定位問題。國際定位是指在國際社會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基本確認。這種確認一方面來自自我認知與選擇，另一方面來自國際社會評判與認同。兩者基本趨于均衡和一致，才有實質上的意義。但是中國對自身國際定位存在著模糊性與不確定性，一些學者針對這一問題作了梳理和論證，凝練出了我國階段性的國際定位的基本特征。［17］
但中國國際定位應隨著自身實力特別是軟實力提升、國際體系結構的多極化以及在國際社會的積極表現作出階段性動態變遷，蘊含中國新安全觀、新文明觀和新發展觀的國際定位，需要在新的階段進一步清晰化、準確化，也需要國際認可度進一步增強。
其二，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理論建樹。從目前來看，全球治理的理論大多都是基于沒有世界政府條件下的多邊主義治理的理論闡述和學術詮釋。全球治理的核心命題在于如何尋找一個合理和有效解決全球性問題方案，在各種類型的多邊主義研究中最為關鍵的是權衡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多邊共治理論。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大國的崛起，是世界多極化的重要變量，多邊進程下的全球治理將會怎樣因為中國的積極加入而使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得到強化，這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理論建樹或中國式的全球治理理論的關鍵。為此有幾個值得關注的方面：一是世界正在走向一個沒有霸權、力量相對均衡的國際秩序。［18］但是沒有霸權不等于沒有領導，因為沒有國際領導的多邊主義往往是效率缺失的。一定意義上講，對有效的多邊主義的呼吁本質上是對新的國際領導的期盼。［19］
新的國際領導不是霸權更替，而是新的國際集體領導，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機制變革的關鍵時期，不僅僅局限于參與者的角色，要更多地體現集體領導成員的角色，新型大國關系實際上相當程度的體現這種新的國際集體領導下的多邊治理的關系。要使得現行的多邊治理體制因中國的因素顯得更加有效，中國在承擔大國責任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承擔國際集體領導的責任，責任的增加需要中國在現有的國際制度變革中相應的影響力、發言權和決策權的提升，也需要在集體行動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中維護中國自身的核心利益，而在這種利益認知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定義的利益，而是更多地將本國利益與他國利益和人類共同利益聯系起來判斷利益。［15］（P39－41）
二是推動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和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強化治理的合法性。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和發展模式的多樣性是中國提出的，也得到了一些國家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認同。民主化和多元化也是新多邊主義理論孕育的思想理念，對多邊主義的理論的完善有待于體現更多的中國模式。
其三，全球治理下中國理念的貢獻。全球治理本身就是在對全球問題認識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理念支配下解決問題的集體行動，反映了人類社會整體生存和發展的價值觀。在這個主權國家為單元的世界里，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的理念提供顯得尤其重要。當代的中國傳承著古代文明的文化基因，“無外”和“天下”的思維模式形成了中國“和”的世界觀，從“和平共處”到“和平發展”再到“和諧世界”等，無不體現這一世界觀的理念模式，和諧世界理念的提出可以作為中國在世界新秩序理念發展中的重要貢獻，體現出中國對世界新秩序理念的深刻思考與中國式的世界理想。［20］問題是如何把“和諧世界”理念轉化為全球認同共享的知識？為此需要做好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具體化“和諧世界”的全球治理思想的基本結構，“和諧世界”的概念包括四個全球治理改革的原則，即民主化、公正和共同繁榮、多樣性和包容性、和平原則。［21］（P5－39）
概括起來的要意是，在國際格局向多極化發展的前提下，實現和諧共處；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共贏為指導，謀求全球經濟的和諧發展；在尊重文明多樣性的前提下，實現不同文明的和諧進步。二是“和諧世界”與“共同價值”的銜接。“和諧世界”的主張和來自西方的人權、自由、平等、正義等價值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并不存在根本的對立性，如果一味強調兩者的對立，本身就偏離了“和”的要義，當然，以所謂的普世價值為準則，實行“霸權治理”干涉他國內政，也扭曲了全球治理的根基。共同價值應超越國籍、種族、民族，宗教和意識形態，鑒于西方與非西方的價值分歧和文明沖突，建構全球治理的共識性價值，應兼取、綜合西方與非西方不同傳統價值體系的底線價值理念才是關鍵。［22］
三是和諧世界的全球治理理念的認同與共識。“和諧世界”主張要轉化為全球治理的知識公共產品，需要系統化的提煉、有效的經驗推廣。也就是說，參與國際事務的中國是“和諧世界”的倡導者和建議者，更應該是這一理念的實踐者和維護者，有效的經驗和行動效應一旦形成，通過系統化的提煉和推廣，倡導的理念才比較容易轉化為共識性的價值。有效的全球治理一方面要求各國之間存在共同的價值追求，但是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各國的多樣性需求，唯一的出路還是“和而不同”，［23］這是世界相互依賴條件下多邊共治基本原則，也是“和諧世界”的智慧所在。
其四，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戰略路徑與模式選擇問題。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進程中經驗積累還不足，需要從整體上布局和設計參與戰略。具體體現為三方面。一是國家合作模式參與，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是推動世界多極化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結構必須反映這種變化，他們在推動全球治理結構改革中有共同的意愿和訴求，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應體現這種群體效應，運用G20、金磚國家峰會等合作平臺，提升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代表性，增強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二是區域合作模式參與，區域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必要補充，發揮中國在周邊和亞洲地區的影響力，在實踐中不斷注入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機制建構理念，充分利用中國―東盟自貿區、東盟地區論壇和東亞峰會等合作機制，推動東盟共同體順利建成，強化中國主導或主要發起的區域合作平臺，如上海合作組織、博鰲亞洲論壇等，提升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能動性和創造性。三是國家主導下的多元參與。與中國國內政治體制相適應，國家政府是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主導性行為體，但并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培育鼓勵次國家政府、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培育以中國為基地的全球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形成多元化的參與模式。
五、結論
源自于冷戰結束后興起的全球治理理論，盡管存在各方面的爭議，但總體而言，早期的全球治理雖然并不否認國家在全球治理的重要作用，但是理論的要義主要是強調非國家行為體自發機制在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金融危機之后，隨著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和國際力量的相對均衡化和多極化的趨勢增強，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全球治理理論討論更多地轉向為國家間的全球治理特別是全球經濟治理的實踐行動，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或全球治理的轉型成為共識性的討論熱點，改革或轉型的焦點體現為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討論上。
1945年二戰結束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三大支柱的創設意味著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運行，但作為金融危機后興起的全球經濟治理概念并沒有在學術上與全球治理作出清晰的區別邊界，實際上，二者在目標、主體、對象上既有緊密的聯系，也存在較為明確的邊界。
全球治理和全球經濟治理作為一個源自于國際關系領域的綜合性問題，無論是從研究內容上，還是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多學科、跨學科的特征。其理論深化需要走上一條跨學科—多學科路徑、整體性路徑、多范式路徑和全球關系研究路徑，需要經驗實證方法的引入。
中國從被動參與過渡到主動參與全球治理的進程中，需要作出蘊含中國新安全觀、新文明觀和新發展觀的國際定位；完善加入中國變量的多邊主義全球治理的理論；構建全球治理的中國理念和中國模式；通過國家合作、地區合作以及國家主導下的多元參與模式，設計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戰略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