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中國特色的海權觀

20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學者關于海權的討論逐漸興起，回顧近年來國內學者關于海權的論述，基本在海權的內涵方面達成了共識，即海權是一個“綜合概念”，是“既包括軍事手段也包括非軍事手段”在內的“收回海洋權益，并不失時機地拓展海洋權力的一種綜合能力”1，是指“一個國家對本國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的實際管轄能力、控制能力和防御自衛能力，以及在特定海域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的權利”2。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張文木教授的觀點較成系統，他在法權范疇內對中國海權概念的界定得到了廣泛認同：“中國海權的概念應當包括從中國國家主權引申出來的‘海洋權利’和實現與維護這種權利的‘海上力量’兩個部分，只是不包括西方霸權國家普遍攫奪的‘海洋權力’”，“是中國主權概念內涵的自然延伸”，“就其權利部分而言，包括實現中國‘海洋權利’和‘海洋權益’兩部分”。他認為馬漢所言的seapower僅僅是指海上力量，馬漢海權論致命的缺陷是不能說明海上力量發展和應用的正當性，即法理基礎，最終只能成為美國尋求海洋霸權的工具，因而提出使用searight取代seapower來表述中國海權，強調“特殊的地緣政治條件決定了中國海權屬有限海權的特點”，“中國海上軍事力量發展是遠期戰略上的上述有限性與近期策略上的無限性的統一”，“中國目前的海權實踐遠沒有達到追求‘海洋權力’的階段，而只是處在捍衛其合法‘海洋權利’的階段”。3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有關中國應發展“強大”而“有限”的海權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大多意見趨同，但是在到底多大程度是“有限”、特別是海權中海上力量的發展限度問題上仍然沒有定論，既然國家可供支配的安全防衛資源有限，那么海權和陸權的關系問題、海軍與陸軍孰重孰輕的問題，繼清末“海防與塞防之爭”，再一次成為爭論的焦點。從本質上看，這種爭論實際反映了對國家安全形勢的認識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判斷，因為即使是最激進的海權優先主義者，也認可中國要“確保陸權的前提”。劉新華提出：“當代中國之所以需要在地緣戰略選擇上實行海權優先的戰略，一個重要前提是中國擺脫了近代以來地緣戰略選擇的兩難和安全上的雙重易受傷害性，出現了面向海洋、發展海權的戰略機遇。”而張文木在提出“有限海權”的同時也認為：“全球化不能不包含著自衛手段的全球化”，“安全邊界就是利益邊界。我們的利益走向哪里，我們就得走向哪里，我們的軍事力量就得走向哪里”；國防大學徐棄郁教授認為中國應避免陷入“海權的誤區”，作為陸海復合型國家，中國始終無法在發展海上力量上傾注太多的資源(海軍比陸軍昂貴得多)，“幾乎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海洋強國”，但是“放棄成為海上軍事大國的目標不是要放棄發展海洋，而是要量力而行，軍事力量必須符合國家的整體利益。”他在對張文木觀點的批評時，特別引證了德、俄、日的歷史實例，指出所謂“全球化要求國家有更多的國際市場和資源，有了海權就可以為之提供安全保證”的想法，“是追求‘絕對安全’、安全上‘絕對自助’和‘絕對手段’的邏輯，但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告訴我們這種邏輯不可能實現。”很多學者折中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劉中民強調中國既要考慮陸地安全環境改善為相對集中力量發展海權提供的戰略可能性，更要從海疆安全面臨的壓力考慮海權發展的必要性；在發展海權與綜合國力的關系上，不應如何盤算降低本來已經非常低的海軍國防投入，而應尋找思路提高海洋經濟的綜合國力貢獻率，進而為海權發展提供動力。李義虎認為只有更完整地認識中國海陸地緣的特殊性和雙重性，避免海陸二分和實現海陸統籌，并在戰略選擇上權衡好大陸與海洋、海權與陸權及東向與西向三者之間的關系，才能更好地從地緣政治方面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地位。張文木認為不管是無限制的中國海軍擴張還是基本放棄中國海軍現代化建設，對中國未來而言都是災難，海上力量的發展也并不只是海軍的事，而是“陸海空作戰力量，從外空到深海……以及整個信息網絡技術體系所構成的國家戰略性武裝力量從陸地向海洋的外推”，希望可以從國家戰略力量建設的高度平息海軍、陸軍的爭執，因為這樣看來，現代航空母艦也“不過是從外空到深海大立體作戰體系的一個作戰平臺。”

關于中國海權的爭論已經持續了近十年，經過各方觀點的激烈交鋒和深入對話，目前看來，主張辯證認識這一問題，海陸統籌，立足國情，量力而行，有效維護現代國際法框架下我國海洋權利，發展“強大”而“有限”的海權的觀念，已經成為學術界的主流，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共鳴，強調的都是維護中國的合法權利，而不是要中國去四海爭霸；是側重發展海上非軍事力量，而非海上霸權；是積極參與全球合作，融入世界，而非特立獨行，與其他國家展開海上競爭乃至軍事競賽。十年的爭鳴和認識的趨同，為國家高層出臺有中國特色海權的權威解釋提供了重要參考，也為我國海洋戰略的制定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有中國特色的海洋戰略理論已經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