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權觀的歷史演變

從歷史上來看，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馬漢的海權論（Seapower）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時期經歷了種種變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海權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各海洋強國海洋戰略的制定。事實上，現代意義的海權作為一個戰略性極強的概念，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團在運用這一范疇時，都不可避免地賦予其不同的形態和內容。從誕生之日起，它就有著濃重的軍事色彩，正符合了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為海洋擴張開道的時代特點，海洋戰略自然就成了海軍戰略；隨著時代的發展，國際社會逐漸形成對海洋霸權主義的制約，西方海權思想中也加入了更多開發和利用海洋的內容，海洋戰略內涵也日益豐富，下面簡要做一歷史回顧。

美國海洋擴張催生了馬漢的海權論，其海權概念是指“國家對海洋的利用和控制”。所謂“利用”，主要是指國家把海洋作為—個四通八達的“商路”加以利用；所謂“控制”，主要是指國家通過法律和軍事手段(主要是運用海軍)控制海上交通線，而“世界霸權是可以通過掌握制海權取得的”。在馬漢這里，海軍戰略就是他的海洋戰略，他給美國總統建議的實現其“海權”的戰略措施，包括要建立一支能夠控制北美水域的強大艦隊；要在防御半徑內開辟戰略基地；要在世界海洋交通要道上建立起一定數量的戰略據點；最后是要盡可能多地占領海外殖民地等等，都離不開海上軍事力量范疇。

馬漢海權理論中的軍事思想得到了英國海軍戰略家科貝特的繼承，他的海權思想進一步局限于制海權，而“制海權指的就是對海上交通的控制權”。他從“海洋成為戰爭中的重要因素”角度出發，強調“海軍戰略只是海洋戰略的一部分”，而“海洋戰略最需要關心的事情，是確定陸軍和海軍在戰爭中的相互關系”。他在1911年出版的《海洋戰略的若干原則》中討論了海軍和陸軍如何配合完成最終的戰爭目標，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艦隊構成、兵力集中和分散、爭奪制海權的具體原則，其思想的主體仍然是海軍建設與運用，不過是與馬漢相比，更有從陸地和海洋統籌戰爭全局的意識，這也正反映了當時的歐洲國家比美國更注重爭奪大陸霸權。

二戰結束后，世界迎來了較長時期的和平發展，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開發和利用的海洋的步伐加快，海洋蘊藏的巨大資源引起了各國的普遍重視，特別是1973年開始的石油危機，更增強了海洋大國向海洋尋求利益的動機，1976年，蘇聯海軍總司令戈爾什科夫發表《國家海上威力》1，提出了“國家海上威力”這一新的海權概念：“開發世界海洋和保護國家利益，這兩種手段有機構成的總和，便是海權。一個國家的海權，決定著利用海洋所具有的軍事與經濟價值而達到其目的之能力。”“國家海上威力的實質就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最有效地利用世界大洋(或如常說的地球水域)的能力。”“運輸船和捕魚船隊也是國家海上威力的組成部分”。可見，戈爾什科夫的“SeaPoweroftheState”概念拓寬了傳統“SeaPower”觀念的內涵，認為國家的海權首先意味著，國家開發全部海洋資源，利用海洋提供可能性服務。因此，國家必須全面發展海洋科研考察能力、海洋資源開發能力、海洋運輸能力，以及與國家海洋科技經濟能力相適應的國家海上軍事力量，以保護國家對世界海洋的開發。戈爾什科夫在書中提出的關于海權的三點思想：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維護大國地位，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俄羅斯的海洋戰略。

20世紀80年代初，美蘇關系處于低谷，美稱蘇聯為“罪惡國家”，誓言“華盛頓絕無可能與一個集權國家保持穩定關系”的里根上臺，痛斥美國70年代的對外政策，認為“蘇聯打著軍控的幌子實際上已經取得領先于西方的優勢”。時任海軍部長的萊曼提出，為平衡蘇聯在歐洲大陸力量方面的優勢和遏制其海軍發展勢頭，美國必須迅速加強并保持“海上優勢”。從而將馬漢的“海權”思想發展為“海上優勢”思想，將馬漢的“海軍戰略”思想發展為“海洋戰略”思想。他從確保美國“海上優勢”這個國家安全目標出發，確立了奠定美國“海洋戰略”基礎的“八大原則”。第一項原則，“海洋戰略來源于而且從屬于國家安全的總戰略”。美國的“國家戰略”規定了海軍取得“海上優勢”的基本目標，“海洋戰略”必須牢固地建立在“國家戰略”基礎之上；第二項原則，“國家戰略規定海軍的基本任務”；第三項原則，“海軍基本任務的完成需要確立海上優勢”；第四項原則，“確保海上優勢要重新確立一個嚴謹的海洋戰略”；第五項原則，“制定海洋戰略必須以對威脅的現實估計作為基礎”；第六項原則，“海洋戰略必須是一種全球性理論”。第七項原則，“海洋戰略必須把美國海軍及其軍事盟國的海軍兵力結合成一個整體”；第八項原則，“海洋戰略必須是前沿部署戰略”。萊曼的海洋戰略的實質是對馬漢關于海權是“對海洋的利用和控制”基本原理的具體運用，實際上還是以海上軍事力量發展為核心，成為美國爭奪全球海洋霸權和制定海軍發展計劃的理論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