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后期，美國學者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1840～1914年）在其著作《海權論》中明確提出“海權”（Sea power）這一詞。④他強調指出：“海權即憑借海洋或者通過海洋能夠使一個民族成為偉大民族的一切東西。”⑤馬漢在其軍事戰略名著《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和《海軍戰略》中進一步闡釋了“海權六要素”：一是地理位置，即海權國家應具有靠近主要貿易航道并擁有良好港口、海軍基地的地理優勢；二是自然結構，即國家疆界和海岸線形狀有利于向海洋與外界發展；三是領土大小，這必須同人口、資源諸因素相配合；四是人口數量，即在國家人口數量中直接或間接參與海洋活動的人數應占相當大比例；五是民族性格，即植根于海外商貿基礎的民族愿望和冒險精神；六是政府政策，即政府必須在和平時期推行發動海洋事業政策，在戰時必須以強大的海軍實現制海權。此外，馬漢還認為要擁有海權就必須發展強大的海軍，并擁有在海外取得補給的基地。顯而易見，馬漢的海權論是一種商業貿易與海上力量互動發展的戰略思維，它不僅指出了海權的戰略目的就是制海，而且提出了制海權決定一個國家崛起和國運興衰的思想觀念。正如他在《海軍戰略》中所強調的：“獲得海權或控制了海上要沖的國家，就掌握了歷史的主動權。”⑥

馬漢之后，在現代歷史的發展中，各國軍事家、政治家又對現代海權思想有了新的系統闡論。如以海權資源、海洋戰略、海洋能力等為戰略切入點而形成的現代海權思想，以及認為海權應是國家海洋權利（Sea right）與海上力量（Sea power）的統一之觀點，等等。中國學者也提出了海洋軍事力量、海上實力、海洋開發和海洋法制等構成現代海權的四要素。⑦

因此，從世界歷史發展而論，海權觀不僅具有歷史性、時代性和民族性，而且還同特定條件下的地緣政治、商業貿易、利益關系等緊密相關。而以控制海洋為手段，進而實現國家強大為目標的海權理論，是任何一個偉大的國家所不得不選擇的戰略理論。

鄭和下西洋：中國海權意識的覺醒

若以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海權意識或海洋戰略來考量分析，中國先秦三代至元朝時期尚無出現這種意識和戰略。盡管在元代之前的中國歷史也能找到海洋文化元素與活動，但這不是中國大陸文化的主流，因而也沒有產生西方的海權戰略思想。究其原因：一是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釀成民族性格中的內向封閉型心態，缺乏向外開拓的沖動欲望和冒險精神；二是社會核心價值觀是反映農業社會利益的儒家文化；三是古代中國海岸的地理政治布局特點是單一的主權制度，這同地中海等海域的競爭性、多中心的政治形勢以及經濟具有互補性的地理格局迥然相異；四是在地緣政治上，中國政權自古以來受到的威脅、壓力或挑戰，皆來自于西北內陸游牧民族的侵掠，而向東南海洋進軍缺少刺激與動力。

元明之際，中國海權意識和觀念開始發育、發展，究其原因：一是廣州通往歐亞各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唐代之前，中國沒有設置專門的航海貿易管理機構，而海上絲路貿易的發展形勢，促使唐朝于開元二年（714年）在廣州設立市舶使與諸國交易，廣州成為“異域殊鄉，往來輻湊，金貝惟錯，齒革實繁”之地。⑧宋元時期，海上絲路貿易進一步發展，造船業、航運業發達，說明中國已有對海外商業貿易的需求。據記載，元代在1274～1292年間六次大造海船，能詳細查明的船只數目就達9900艘。摩洛哥人伊本巴都他曾在《伊本巴都他游記》中記載，元朝的大海船張12帆，分4層供隨船客商居住裝貨；每船有水手600人、護航兵士400人；每船設大櫓20支，長約與桅高相等，需用10至30人推搖。⑨二是元蒙時期對歐亞的擴張戰略，已使中國不僅僅在政治軍事方面，而且在經濟文化上開始具有對外開拓發展的寬闊視野。尤其是元軍在兩次東征日本，南攻占城、安南、爪哇，經略琉球等海上軍事活動中對海權意識有了新的認識。故明代鄭和七下西洋的海權戰略既是建立在這一社會基礎上，又是建立在“海外重大利益地區”之上的，從而掀開了中國歷史上最耀眼奪目之海權歷史的光輝篇章。

從明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鄭和七次下西洋，共經歷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達東非索馬里、肯尼亞以及波斯灣等地，堪稱世界航海史上之盛舉。鄭和“無敵艦隊”的戰略目的究竟是什么？學術界依據《明史·鄭和傳》等有關下西洋史料，主要總結為以下幾種觀點：“耀兵異域”；“蹤跡建文”；牽制帖術耳帝國；建立回教同盟；發展朝貢貿易；震懾倭寇；“取寶”；等等。從現存的中外史料分析，從“海權六要素”考量，比照馬漢的海權論，明代鄭和下西洋不僅反映明朝的政治軍事目的，而且從其海洋活動的戰略實施而論，也是中國歷史上海權意識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