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以地緣關系、親緣關系為紐帶的跨境民族可以成為宗教力的民間外交主體。就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信徒而言，歷史上，云南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跨境民族、親緣民族就以文化交流為平臺，形成了鮮明的宗教跨境傳播，跨民族、跨地域發展的特點。這一跨境傳播的平臺也是我國積極開展多渠道的公共外交的國際性平臺。

另一方面，外籍人士也可以成為我國積極開展公共外交的對象和敘述中國故事的主體。2011年進行的云南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云南省外籍人口總量在全國位居第6位，登記外籍人口4.74萬人，這表明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不斷吸引大量外籍人口到云南從事邊境貿易、旅游等活動，展示了云南開放水平較高，對外開放成績顯著。數據顯示，這些外籍人口主要居住在昆明、德宏、臨滄等大中城市及邊境地區一帶，這些地區屬于南傳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原生性宗教的分布地帶。事實上，這些外籍人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民間外交家，是扎根在社會各個層面的“外交家”，他們在我國生活居住的同時，也在發揮著民間外交家的作用，其文化層面上內在的聯系紐帶，正是南傳上座部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以及跨境民族內在的原生性宗教。因此，我們可以在文化交流的平臺上建立宗教向心力，增強宗教力的影響力度，以民間外交的方式建立各種途徑的公共外交，不僅僅懸浮在政府和文化精英層面，而是真正落實到“草根”、落實到百姓、落實到信徒，這才是真正落到實處的外交影響力和文化影響力。

宗教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軟實力，可以在區位優勢層面發揮極大的作用，從不同途徑推動我國外交的開展，并在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全局的建設過程中，凸顯其高度的整合社會資源的獨特能力，貢獻資源豐富的外交社會資本。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始終是動態發展的，不是靜止不動的。傳統宗教文化復興運動和新興宗教不斷涌現，使得宗教體系自身也處于不斷“聚合”和“裂變”的過程之中，這需要我們高度關注宗教力體系的完整性和連貫性。因此，在運用宗教力打造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宗教的復雜性、多元性、階段性、區域性特征，理性地及時、主動把握宗教力指數，在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戰略格局中，積極運用宗教力來推動我國對外發展戰略的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