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自由主義動向：直面中國問題，而不是販賣西方理論

對自由主義來說，2013年是艱難的一年。也在這一年，自由主義出現了若干微妙而重大的變化。

2013年初，新任領導人第一次外出，首先到深圳——鄧小平啟動新一輪改革之地，自由主義因此對改革充滿期待。然而，很快就傳來對自由主義不利的消息，尤其是輿論場域中出現反西方民主憲政潮，它針對的正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主張，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民主憲政。

整個夏秋季，自由主義圈中籠罩著悲觀氣氛。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剛發布，悲觀情緒似乎被證實了。不過幾天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公布，提出全面而深刻的制度變革方案。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呼吁的各種改革，在此方案中都有所體現，甚至超乎他們的期望。

大約也正因此，一向呼吁改革、曾陷入悲觀情緒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陷入失語狀態。這與幾年前高層有一點點改革的空洞呼聲就得到歡呼，形成鮮明對比。一個在很大程度滿足了自己訴求、主動進行改革的方案，很難批評，但也不好贊美，畢竟，批判是向來的姿態。

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人在思想上喪失主體性，很多人以外國人的語言，熱烈地討論著外國人的議題。他們只是在宣傳，而沒有思想。

事實上，政治自由主義者對此已有自覺，他們開始直面中國問題，而不是販賣西方理論。許紀霖則從另外一個方面探究自由主義的中國化出路。2013年8月份，許紀霖、劉擎等人發起一次學術研討會，議題是“國家的精神維度”。

這個議題本身就具有重大突破：教條自由主義向來的核心立場是國家的價值中立，現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終于開始討論國家的精神維度，而且他們對儒家普遍采取同情態度。許紀霖在其發言中提出，中華文明的重建不是一張白紙，可以隨意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它不得不面對和尊重中國土地上各種已有的文化傳統。許紀霖認為，中國的國家建構是否得以實現，要看中國是否能夠走出核心價值的真空。既要順應主流文明，內涵全人類的普世價值，同時又具有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淵源。

引入國家構建和文明復興這兩個維度，中國的自由主義已隱約找到新的生機。

自由主義三十年：批判現實，推動改革

過去三十多年來，大陸自由主義經歷了三波發展：

第一波，由“文革”后期青年學生、“文革”受害者的地下反思起步，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得以系統表達。不過那時由于思想隔絕，幾乎未能接觸成熟的自由主義理論，這些人士普遍缺乏自由主義的理論自覺，只有一些零碎的觀念與自由主義接近，其自由主義形象并不清晰。

第二波，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自由主義之繁榮。鄧小平南方講話力推市場化改革，故首先有經濟自由主義之勃興。經濟自由主義帶動了權利自由主義之繁榮，其代表人物有劉軍寧、徐友漁、秦暉、雷頤等。受時代氣氛影響，這一波自由主義特別重視財產權和自由市場，因此與新左派展開激烈辯論。由此，自由主義在學術圈中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主流范式是自由主義的。

這一波自由主義借新興媒體之勢傳播，最初是都市報，隨后是網絡媒體，塑造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利用新興媒體，傳播自由主義理念。由此，自由主義滲透于新興的中產階層，而成為當代中國的主流觀念。

第三波，過去十年，則有政治自由主義之興起，其代表人物有高全喜、許章潤、任劍濤等。六七年前，高全喜提出自由主義的“政治成熟”命題，自由主義須面對現代政治共同體的構建與創制問題。由此，政治自由主義者圍繞中國現代建國問題，對國家理性、革命、制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形成政治憲法學學科。

從形態或問題意識來看，自由主義可分為三種類型：一，學術型，在學院中從事自由主義的學術研究，與中國問題的關聯若有若無。二，公知型，多為媒體人，運用自由主義的簡單常識，在公共媒體上對公共問題發表意見。公知群體的意見曾經具有廣泛影響，有些娛樂明星、企業家也樂于以公知的立場發表意見。不過這兩年來，公知的聲譽似在下降。三，思想型，多在學院，具有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故并不追隨西方學術，而是運用自由主義原則，相對自主地思考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但這在自由主義者中只是極少數。

就其具體主張而言，自由主義大體可歸入兩類：第一類，市場自由主義。多為經濟學家，或受經濟學影響較大的公知。其立論的核心是私人產權和自由競爭。故在政治上偏愛法治，而少談民主，甚至公開反對民主，反對福利制度。第二類，人權自由主義。盛行于法學、政治學、社會學中，大多數公知也持這種立場。這一派自由主義者重視人權，尤其是重視底層權利，支持民眾維權活動。他們重視民主，重視公平，因而也支持福利制度。

不管秉持什么立場，總體而言，自由主義不滿意于現實。他們認為，與自由主義的理想相比，中國有諸多制度缺陷。因此，自由主義經常采取批評的立場。

自由主義第四波：對中國文化保持謙卑

中國的自由主義形成于二十世紀初中國早期現代轉型失敗之際，故其基本情緒是反傳統。從新文化運動諸賢，到八十年代新啟蒙，更不要說眾多公知，皆將中國之種種現實問題，歸結于傳統之惡劣。故中國要現代化，首先必須摧毀傳統。于是，自由主義的注意力轉向文化，以理性的啟蒙作為自己的主要事業，而嚴重忽略政治的思考與制度構建。他們的制度變革方案是高度簡化的：全盤引進。

然而，一向所向披靡的反傳統情結與全盤引進方案，于今日均面臨嚴重挑戰。

當自由主義形成之初，中國與西方的物質差距相當大。故自由主義斷言，中國文化、制度均存在致命缺陷。中國當奮起追趕，故須以外人成功的價值、風俗、制度全盤替換中國固有者。然而今天，中國已經強大。當代中國知識人不能不面對一個問題：中國何以成功、繁榮？很多人不斷預言，以中國的文化與制度，中國必不能繁榮。事實卻非如此，為什么？反傳統的、主張制度移植的自由主義對此不能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接下來的問題是，中國該怎么走？顯然，中國需要全面改革，實現制度轉型。但怎么改革？當改革只是抽象口號或被壓制時，公共知識分子的改革呼吁有巨大貢獻。而當改革全面展開時，需要創制立法之具體知識，但這顯然不是中國自由主義擅長的。因為關注文化問題，因為相信制度移植，百年自由主義基本停留在常識宣傳的層面，對相關制度缺乏細致研究、辨析，缺乏系統理論構建。可以說，百年中國自由主義啟蒙有心，創制無力。

對中國來說，轉型還有另一維度：文明。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而獨特文明的超大規模文明與政治共同體，其內部秩序之型塑與世界歷史責任之承擔，均有賴于文化之培本固元。百年中國自由主義在此恰有巨大盲區，故而陷入奇怪的自相矛盾中：一方面相信傳統文化妨礙了中國現代化，故激烈反傳統；另一方面卻相信建立新秩序不需要文化，而迷信制度。這樣，文明復興這樣的重大新議題，長期以來沒有進入自由主義的視野。

人類已進入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中國不能不承擔世界歷史責任；中國也已進入一個政治新時代，其主題是全面改革、文明復興。若延續過去二三十年來的心態和知識結構，自由主義者恐無力回應這兩大時代性議題，很可能在觀念舞臺上被邊緣化，不復過去二十年來的盛況。事實上，過去若干年，自由主義在思想、學術領域中，已遭遇多重挑戰。

當然，隨著時間推移，自由主義已在不斷深化，尤其是到第三波，引入國家制度構建和文明兩個維度，大陸自由主義終于以建設性姿態切入當代中國最為核心的問題，從而具有了一定的理論創造力。現在的問題是，這能否成為自由主義的主流？

作為橫跨儒家與自由主義的讀書人，我以為，自由主義需要一次轉型，需要第四波發展。其要點在于，自由主義進入中國脈絡。

為此，自由主義需要一種更謙卑的心態。百年自由主義有兩類心態：獨斷的自由主義、謙卑的自由主義，前者居多。自由主義以啟蒙為旗幟，而始終具有一種包打天下的心態。

這就是獨斷。百年中國自由主義最大的問題就在于自負，試圖越出政治領域，解決文化問題，因而遺忘了自己的本分，在政治思考上反而無所作為。謙卑不過是自由主義回歸自己的本分。在其原生地西方，自由主義只是一套政治原則，而且，還不能涵蓋政治的全部。自由主義沒有能力單獨承擔起健全社會治理秩序構建和維護之全部任務。那就不要做如此想。比如，自由主義不能解決信仰問題，不能解決人生價值問題，也不能解決基層社會組織問題。而這些對于人的得體生活和社會治理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其解決方案只能留給文明的教化。自由主義不能不對此保持開放心態。

歸根到底，自由主義的謙卑當歸結于對中國文明的謙卑。百年自由主義的獨斷源于其挾現代性而號令中國文化之傲慢，全盤批判、摧毀再重建方案背后則是自拔于中國文明之上的自負。緣于此心態，自由主義未在中國文明脈絡中思考，也就不能切入中國轉型的真正問題。自由主義需要中國意識的自覺，需要文明的自覺，需要內置于中國文明之中，以內部批判的立場思考文化與制度。如此自由主義方有可能切入這個時代的核心議題：全面改革，文明復興。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責編/周素麗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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