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來中國城市化的七大特色

迄今為止，中國的要素市場發育依然嚴重不良。三大要素市場中，基本搭起架子的要算資本市場，但利率和匯率作為資本的最重要的兩種價格并不由供求決定，而由政府決定。勞動市場則受到戶口制度的嚴重束縛。本來絕對不允許勞動力在城鄉間自由流動，1978年后逐漸放松，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但仍然不能在就業所在城市自由定居。他們本人、家屬和后代都被排斥于所在城市的大部分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之外。因此，勞動市場既不統一，又充滿對外來打工者的制度性歧視。發育最為不足的是土地市場。由于以下的制度性安排，中國其實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土地市場。首先，所有的農地必須由集體所有，不管該集體如何低效，集體的領導如何腐敗和濫權，集體成員無權退出單干或另組新的集體。這種集體所有制是強制性的，是沒有退出機制的，因而是完全違反市場經濟的原則的。其次，農村集體雖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它們相互之間無權自由買賣土地。第三，農村集體無權在符合城規和區劃的前提下自愿向城市部門提供城市用地。第四，所有的城市用地必須由國家所有。國家是農地的唯一買家，并由政府改變農地的用途后，由政府作為城市用地的唯一賣家，以壟斷價格向城市用地部門和個人出售土地使用權。政府憑藉這種雙重的壟斷，通過操縱土地的供應，扭曲土地價格，低價出售工業用地的使用權，高價出售商業和住宅用地的使用權，所得收入構成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這種土地制度使城市化實際上成為土地國有化的過程，完全扼殺了真正意義上的土地市場的發育和成長的任何空間，并導致土地和房產市場的嚴重泡沫化。

要素市場在中國的所有制條件下難以發育，而要素市場的缺位又使各級政府更有理由隨意干預要素的配置。在一些人看來，這正是中國城市化的優點。一些沿海的國際都市擁有寬闊的馬路、琳瑯滿目的商店、四通八達的地鐵和輕軌……中國城市最近20年日益外露的摩登氣派既使當地市民無比自豪，也使觀光者流連忘返。

中國的城市出現如此巨大的變化，使不少人發生錯覺，認為目前的經濟體制及其所決定的城市化內在邏輯不需改動，因為政府可以容易地拿到農民的土地，輕松地打發要求補償的失地農民，極為容易地實施城市區劃和規劃，獲得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絕外來非熟練勞動力及其家屬在本地定居，可以大張旗鼓地清理原有的貧民窟和新興的城中村，大搞賣地財政，迅速提高當地的GDP。可是，如果細細觀察中國城市化，除了外觀的富麗堂皇外，也至少呈現出以下七大特色：

第一，城市化的驅動力主要來自政府對賣地財政的追求。雖然政府獲得土地極為容易、廉價，但導致政府處處與民爭利，官民關系十分緊張。

第二，作為城鄉二元結構的兩大制度性支柱，現行戶口制度和土地制度使要素在城鄉之間無法自由流動和組合，需要依靠權力，甚至需要用暴力才能完成資源的強制性配置。

第三，老城區改造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城市化基礎設施突飛猛進，但是中心城區日益變得富麗堂皇、貧民窟從人們的視線中幾乎消失的同時，低收入居民被擠到越來越遠的城郊，與世界各國富人區和貧民區相互交雜，分享繁榮和基礎設施的格局迥然不同。

第四，新城區和新工業園區遍地開花，卻往往只有土地和資本的堆積，缺乏人氣和商機，不少新區人口密度極低，猶如鬼城，與中國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和人均收入仍然較低的基本國情極為相悖。而且，由于投資沒有后續效應，政府往往債臺高筑。

第五，盡管由政府主導城市化，但一邊是相對人均收入而言房價完全離譜的樓盤大量空置，一邊是政府提供的廉價房長期嚴重短缺，導致嚴重的政府失靈。恰成對比的是，盡管不合法，人氣旺、商機多的城中村以及其中的小產權房作為新形成的貧民窟應運而生、方興未艾，為滿足外來打工者的住房需求作出重大貢獻。這種市場沖破制度性障礙對民間需求的自發回應，卻因“妾身不明”，長期處于不合法狀態。

第六，城市化并未導致現代農業的全面崛起。農村人口中的老弱婦病殘逐漸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農業經營規模仍然十分零碎，城鄉收入差長期居于世界高位。

第七，進城打工的農村人口由于無法在城市的環境中完成人口的再生產而發生世代斷裂，滯留于老家的留守兒童人數龐大，成年后需要重新被城市化，并使偽城市化（即城市常住人口遠遠超過城市的戶籍人口）越演越烈。

以上這些是30多年來中國城市化的主要特色，而為其他國家城市化過程中所少見。這些特色產生于現行的中國經濟—社會體制，所以是現行經濟—社會體制所決定的內在邏輯的產物。將這些特色和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規律相對照，可以看出，中國城市化的這些獨特之處其實是違反城市化普遍規律的結果。中國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其實多集中于舊城改造。舊城改造雖然是重要的，能夠使城市永葆青春，但是若嚴格按照城市化的定義，舊城改造本身不是城市化，而是已有城市的自我現代化，主要造福于有戶籍的本地居民。由于中國的戶籍制度，中國的舊城改造恰恰成為排外性的自我現代化，使城鄉之間的鴻溝，特別是城鄉之間的收入差居高不下。本來，城市化為階層之間的流動提供了最好機會。然而，中國的城市化日益成為城市居民依靠制度性的歧視（用工制度和土地制度）攫取農村居民的財富和收入的過程。這是不可持續的，也是完全違反社會正義的。所以，如何實現真正的城市化，使來自農村的打工者以平等的市民身份分享城市的繁榮，是中國今后面臨的巨大挑戰。